本文摘自：中國共産黨新聞網，作者：張海龍，原題：《為什麼解放杭州不費一槍一炮》

一本神秘的手抄本是“史上最牛的情報之一”

    何，省保安部參謀處行動組副組長，杭人，三十五歲，住英士街34號，一妻一子，經濟拮據，全賴津貼，無政治意識，矮胖……

    徐，東南日報副總編輯，東南特務，為人陰險，平日不出面……

    楊，東坡路11號春廬負責人，保密局杭州站情報組長，三十七八歲，湖南人，二十三年受訓，與洪門勾結，組裏化名萬長城……

    鐘，任教育局長十八年，兼市中校長，反動狡猾，繫上海大學畢業，年青時進步，現將辭職……

    徐，商會秘書長，市議員，車業公會理事，物價評議委員，東陽人，小學畢業，胸無點墨，機變詭詐圓滑封建貪污，初為T部印刷工人，後升職員，抗戰時在金華曾任糧管科長……

    查良鏞（即後來著名武俠小説大師金庸），東南日報外勤記者，25歲，海寧人，1935年7月到職，中政大畢業，曾任中農行阮陵農場場長，大平場主編，現離開……

    浙保6團2營5連，錢江大橋，李明陶，兵120，輕機2，步70，卡賓3，彈100，係38年1月10日接防……

    以上這些，全部出自一本名為《杭州概況——解放前夕杭州社會情況調查》的小冊子。該調查由中共地下黨組織形成，共分41條目錄，共有32000余字，內容有土地、人口、地域方面；軍事、政府、警備、特務組織與人物方面；教育、文化、新聞界方面；電信、郵政、電力、自來水、鐵路、公路等公用事業方面；主要的工廠和工業方面；各類社會團體方面。

    看了這本小冊子，你會由衷感慨，共産黨對一座城市的細部了解到這種程度，對一座城市肌體組織滲透到這種程度，其全國解放進程理所當然的順利，杭州解放當然不費一槍一炮。

    這本小冊子原件，不過是一本寬10厘米，長15厘米，字體不到2毫米見方的手抄本。抄他的人今年已經81歲了，就住在杭州西湖文化廣場後面的青園小區，他叫張永，是當年的地下黨員。

    1949年5月3日，杭州和平解放。

    時年21歲的張永，便是那沸騰的歡呼人群中之一人。60年後，他説，1948年末至1949年初，那段抄寫編輯秘密情報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難忘卻的記憶。

杭州解放前，地下黨員已達380多人

    當年杭州地下黨的發展如此卓有成效，在張永的回憶裏至今依然清晰——“我經杭州市立中學老師夏汝南、余巾英的培養教育，于1947年2月參加中共地下黨，介紹人與聯絡人余中英，1947年夏直至解放都是柯裏同志領導，單線聯絡。（柯裏，青田人，1938年5月入黨。1943年5月，浙東區黨委派他前往杭州開闢工作，1947年至杭州解放後，歷任上海局杭州特派員、中共杭州市工委書記、杭州市委常委等，1952年調中央組織部工作。）1948年冬季地下黨員已達200余人，至1949年3月末已發展到300人左右。杭州地下黨的兩個工作委員會也已統一併建為中共杭州市委員會，中共上海局派外縣工作委員會書記林楓到杭州任書記，柯裏同志為常委。至杭州解放時有地下黨員386人。”

    張永和柯裏平常扮成遊客在西湖邊接頭。1948年7月，為了更安全起見，柯裏帶著夫人張幼雲（也是地下黨員）和一個孩子租住進了古蕩“張奶奶”家裏。張永和母親、外婆住樓下，柯裏一家住樓上。張永對家人説，這是他的中學老師，現在在臨安和杭州之間做木炭生意。

    1948年11月一天，柯裏把張永叫到樓上房間，拿出一疊手抄材料告訴他，杭州解放指日可待了，為了配合解放和接管城市，他接到上級指示，要收集各方面材料，將杭州各界情況掌握起來。“這些材料是同志們冒著危險收集的，請你把它們謄抄兩份，一份留底，一份由我帶走。”

    從這天起，張永開始閉門不出，不分晝夜地抄錄資料。這些資料，有的是來自軍政機關、團體單位的內部文件，更多的是地下黨員們調查收集情況後用鋼筆寫成的分析材料。材料之廣，涉及杭州軍事、政治、工業、交通、公用事業、金融、教育、社會團體、文化等各方面的人事、派系、配置、動態等各方面的情況；而調查之細，更讓人感喟地下工作者無畏的勇氣和工作的細緻。對杭州市重要部門的要害人員，其出身、履歷、作風、思想、能力、興趣、交友、家庭等皆有扼要的敘述和分析，甚至詳細到了誰與誰正在談戀愛的地步。

50年之後，這本手抄本的意義已大白于天下

    從1948年11月到1949年3月，柯裏每個月帶來一批這樣的材料交給張永。張永再用繪圖筆，將其謄抄到10多厘米見方的打字機用拷貝薄紙上。每次抄好兩份，一份柯裏帶走，另一份張永留底。原稿抄完立即焚燬。張永把那份留底的材料折小，再用油紙包好，放在屋頂一張瓦片下面。那上面有上萬張瓦片，絕難查找。

    這項工作一直到1949年3月末才告一段落。解放後，張永將留底的資料上交給了中共杭州市委。

    出於組織紀律，資料的來源、去處、用途，柯裏始終沒有對張永説過。直到1999年，身在北京的柯裏才寫信告訴他，這批解放前夕的杭州概況資料，是中共上海局外縣工委索要的。這些涵蓋了當時杭州幾乎各個部門單位的資料，其來源都是地下黨，有的本身就在那個單位工作，有的和相關單位關係密切，也有些是從報刊上摘錄的。這些資料最後都經張永整理，通過地下交通網絡，交給了外縣工委。

    事隔50年之後，張永當年做的這件事的意義已大白于天下，被廣為傳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