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日，北京警方將犯罪嫌疑人控制並進行搜查 圖CFP

　　鄒偉 史競男 劉奕湛 譚劍

　　買了新房，裝修公司就接踵而至；孩子還未出生，手機已被奶粉推銷電話打爆……這些個人信息是怎樣洩露出去的？

　　連日來，公安部組織20個省區市公安機關，統一開展嚴厲打擊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犯罪集中行動。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在參與這一行動過程中，目睹了個人信息洩露的全部過程。

　　洩露個人信息

　　源頭皆為“內鬼”

　　4月20日上午10時，公安部下達統一行動命令，各地警方迅即行動。當日，湖南長沙警方打掉一個名為“中國資源部”的信息倒賣團夥，抓獲4名犯罪嫌疑人，並查扣多臺作案電腦。

　　辦案民警現場打開電腦後，記者看到，其中存儲有數百GB的公民個人信息數據，涉及湖南、北京、福建等全國幾乎所有省份，信息內容門類眾多，從姓名、電話、住址、房産、車輛到手機通話詳單、乘坐航班記錄，詳細程度令人咋舌。其中最新的信息還是近日剛更新的。據民警初步估計，該團夥蒐集的信息量至少在1.5億條以上。

　　原本有關部門或企事業單位掌握的個人信息，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

　　“像‘中國資源部’這類倒賣信息的團夥，我們稱之為數據平臺，是整個犯罪網絡的一環。這次行動一共打掉了161個數據平臺。”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廖進榮介紹。他一邊説，一邊給記者勾畫出一個典型的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網絡圖

　　洩露信息的源頭（大量批發信息）買賣信息的數據平臺（收集、加工信息並賣出）非法調查組織（購買指定人員信息，用來從事非法調查等）有需求的客戶。

　　同時，數據平臺之間也存在大量交易、互通有無，這使得不法分子掌握的信息如同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還有的不法分子既有數據平臺，又從事非法調查。

　　“我們掌握的大量證據顯示，洩露個人信息的源頭大都是相關單位或部門的‘內鬼’。”廖進榮説。在各地挖出的“內鬼”中，有公務員，也有企業職工，有正式員工，也有臨時聘用人員，涉及金融、電信、教育、醫院、國土、工商、民航等各個行業。

　　中國移動成都市金堂縣福興鎮網點的營銷經理向某某，就是被挖出的“內鬼”之一。他承認，自己利用職務之便，私存了大量中國移動用戶信息，並提供給倒賣信息的不法分子。

　　出賣個人信息

　　網絡遍佈全國

　　“從事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的違法犯罪分子遍佈各地、各個行業和部門。全國大中城市普遍存在，北京、廣東、江蘇、浙江等經濟發達地區尤為嚴重。他們彼此之間可能並不認識，借助互聯網實時、快捷地進行交易，在虛擬空間形成了巨大的信息犯罪網絡。”公安部刑偵局局長劉安成説。

　　“無論是源頭、數據平臺，還是非法調查公司，每一個犯罪環節都有利可圖，而且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暴利。”廖進榮告訴記者。

　　此次行動中，河北保定工商局幹部劉某被抓獲。警方查明，他利用職務之便，將掌握的企業名稱、經營地址、經營範圍、辦公電話、法人姓名、手機號碼、身份證號碼等信息非法出賣，僅今年就已獲利6萬元。

　　記者還了解到，一些非法調查公司通過網絡獲取大量信息，並配備有密拍、跟蹤等特種設備，提供所謂“婚姻維權調查”“情感危機挽救”“深度背景調查”“商業情報蒐集”“競爭對手遏制”等多項業務，起價動輒數萬元。

　　在警方提供的一張犯罪嫌疑人聊天記錄截圖上，記者看到了某家非法調查公司購買各類信息的價格列表：

　　“戶籍一條50元；話單一個月600元，半年的3500元；銀行信息一個人500元；車輛信息一條50元；航班信息一條30元，航班監控一個月300元；手機定位一次350元……”

　　一些犯罪嫌疑人在受訪時説，在這個圈子裏，幹得好的早就“開奔馳、住豪宅”了。

　　黑惡勢力介入

　　潛在危害巨大

　　非法調查公司花錢買來這些公民個人信息，究竟是做什麼用的？

　　在四川省成都市某看守所，已被捕的“火眼精睛”偵探公司老闆胡某向記者透露了答案

　　“客戶讓我調查某個人，我就必須有這個人的一些信息，比如身份證號碼、手機號碼、通話記錄、車牌號碼、乘坐航班記錄、賓館入住記錄等等。然後，我分析出這個人的活動軌跡，定位他的位置，跟上幾天，就可以掌握他的更多情況。”

　　“犯罪分子可以知道你的身份，你家住在哪，坐飛機去了哪些地方，住的是哪家賓館，銀行有多少存款，有幾處房子，孩子在哪上學……這帶來了很大的安全隱患。”成都市公安局刑偵局副局長熊傑説。

　　專案組民警還給記者舉了一個例子：某位被非法跟蹤的受害人剛剛在機場過了安檢，3分鐘之內，他在安檢口的監控錄像就被調查公司拿到。

　　據介紹，一些犯罪團夥和非法調查公司利用非法獲取的公民個人信息進行電信詐騙、敲詐勒索和綁架、暴力討債等違法犯罪活動。然而，許多受害者並不知道的是，這些犯罪所依託的，正是自己被洩露的個人信息。

　　此外，在一些地方，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犯罪與綁架、敲詐勒索、暴力追債等黑惡犯罪合流。各地已偵破的案件中，有的黑惡勢力雇傭、組織社會閒散人員或刑釋解教人員開展“調查業務”，有的非法調查公司直接蛻變為黑惡犯罪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