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了，下雨了，他還在郵路上跋涉

2007年9月5日傍晚6時許，巫山縣廟堂鄉的崇山峻嶺中。

　　王安蘭長長舒了口氣，翻過這個山頭，就能看見對面山上自己的家了。那個破敗卻溫馨的家，看上去很近，直線距離不超過30分鐘路程，但山路要走4個小時。

　　當巫山縣郵政局市場部的朱明遠科長帶記者在山裏半道上找到王安蘭時，他正背著郵包匆匆趕路。僅僅為了將一筆匯款儘快送到一村民手中，他已在山裏走了整整一天。現在天已擦黑，而且起風了。憑著在山裏生活了43年的經驗，王安蘭斷言：“馬上要下大雨！”

　　李乾貴住在廟堂村6社，從鄉政府到那裏要走7小時。李乾貴正等著遠在陜西打工的兒子寄回的這500元匯款買肥料。王安蘭前一天晚上從75公里外的官陽鎮郵政所取郵包回來。郵包中，這張匯款單最急迫。由於太偏遠，村民要將匯款單變成現錢，得步行到官陽郵政所，如此要耽擱兩天，村民一般請王安蘭幫忙。王安蘭手里長期揣著十多個人的身份證，他就地將錢取出來，然後將現錢送到村民手中。

　　這天，天還沒亮，王安蘭就揣著這500元錢從家裏出發了。他本以為能在天黑前趕回家，哪知返途中下起大雨。雨太大，前後看不到人家，他不得不找了個岩洞避雨，耽擱了時間。

　　山裏天氣説變就變。晚上7時許，大雨又來了。狂風暴雨夾擊下，王安蘭幾乎無力把握手裏那把碩大的黑色雨傘。這把傘特別大，撐開後直徑近兩米。“這樣才不會把郵包淋濕。”王安蘭説。

　　雨越下越大，手電筒微弱的光亮似乎被雨水阻斷，只能勉強看清腳下的崎嶇山路。王安蘭的解放鞋早被黃泥巴裹住，他找了塊石頭跺了跺。這樣的鞋，他每月要走壞一雙。

　　雨後的路愈發難走，全是濕滑、陡峭、狹窄的石板路。左邊是峭壁，右邊是不見底的深淵。幸好這時雨停了，王安蘭得以騰出拿傘的手，左手扶著峭壁，右手拿著雨傘和電筒，靠著石壁小心走著。看不到一絲燈光的大山裏，只聽見雨後秋蟲的低吟。

　　夜深了，殘疾妻子亮著燈，坐在床沿等他

　　下山後的路不那麼險，只是滑。王安蘭掏出2006年縣郵政局給他配的手機，欲給家裏打個電話，但沒信號。“她又得著急了。”王安蘭口中的“她”指妻子陶朝香。

　　妻子殘疾20多年，脊髓炎讓她永遠無法直立行走。王安蘭説，不管多晚回家，妻子總會在家裏亮著一盞燈，然後佝僂著身子坐在床沿等他。

　　王安蘭説：妻子是他19年郵路生涯裏，唯一曾讓他想過放棄的人，同時也是他19年來最大的精神支柱。

　　想到妻子，王安蘭內心生出一絲愧疚。妻子每月藥錢要兩三百，她的病時不時會發作，一犯就全身疼。前不久，犯了，只能斜躺在床，但王安蘭偏偏那幾天在外忙著送錄取通知書。“連續十多天，我連飯都沒為她做一頓……”

　　前方黑暗中，已隱約可見山坳裏村子的輪廓——家，就在面前這座山的山頂。

　　山裏人睡得早，村裏的燈光早已熄滅，四週一片寂靜。手機鈴聲在山谷裏很刺耳，王安蘭拿起手機：“在油杉坪，快了。”

　　雨水沖毀了那條泥濘小道，老式黑色雨傘在此時發揮作用——傘尖插入泥裏，可防滑；爬坡時，傘柄上的彎鉤可鉤住前面的樹木，借力而上。因此，無論下雨與否，王安蘭每次出門都會帶傘。

　　前方突然傳來狗叫，王安蘭的手機又響了：“莫擔心，快了，還有半袋煙工夫。”

　　王安蘭加快了腳步。“回家吃點飯，如果還能燙個腳……”對他來説，這是最幸福的事——畢竟，他今天已在山裏連續走了15個小時，僅僅吃了一頓，那是在李乾貴家吃的。

　　雨後的天空突然放晴，深邃而幽藍的夜空繁星點點。遠遠地，能看到前方有了微弱光亮。走了良久，感覺還是那麼遠。層層疊疊的群山裏，望不到頭的黑暗中，唯有這一盞燈。王安蘭知道，這燈，是為他亮的：“那就是我的家，她在等我。”王安蘭又加快了步子。

　　10時15分，隨著王安蘭一聲：“朝香，我回來了！”院壩的燈亮起，木門發出刺耳的“吱嘎”聲，一個腰部90度彎曲的女人艱難跨出門。“你總算回來了，嚇死我了。剛才雨好大——匯款送到了嗎？”妻子接下丈夫的郵包和雨傘。

　　這是怎樣一個家喲！破敗的土墻，凹凸不平的地面。王安蘭熱了一碗沒油水的“河渣”（沒去渣的菜豆花），狼吞虎咽吞下。他沒燙腳，默默看著妻子將自己剛脫下的印著“中國郵政”幾個大字的衣服細細折疊好，連同郵包放到床頭。王安蘭背過身，眼睛有點紅。

　　這樣溫馨而愧疚的感受，王安蘭體會了19年。因為這樣的郵路，他走了19年。

　　幹了一夜的活，天濛濛亮，他又開始了一天的郵路

　　6日淩晨5時，記者再次來到王安蘭家，遠遠看見偏屋的燈亮著。

　　王安蘭和妻子正在撿煙葉——烤好的煙葉得分級挑選，然後等待收購者。旁邊茶盅裏的茶葉比水還多，一旁已空出兩個開水瓶。陶朝香説：“我睡了一會兒，他撿了一夜的煙葉。現在是收煙的日子，他白天在外，只能晚上做。”與其他村民一樣，烤煙是這個家主要經濟來源。

　　“幫我把廟堂（村）和黃金（村）的郵件理出來，我要出門了。今天可能送不完，你在家好好休息。”王安蘭對妻子説。

　　陶朝香把信理好，就去廚房忙了。早飯是昨天剩下的“河渣”，此外，她還像往常那樣，準備了20多個洋芋，用報紙包好，這是丈夫在路上的乾糧。另有一個不知用了多久的礦泉水瓶。

　　當陶朝香叫丈夫吃飯時，卻發現王安蘭已坐在小板凳上倚墻睡著了。手裏，還拿著一片煙葉。陶朝香嘆口氣，沒忍心叫醒他，轉身拿了件衣服披在他身上。可這小小的舉動卻驚醒了王安蘭。

　　6時許，天已濛濛亮，遠處不時傳來雞鳴。王安蘭穿上那件印有“中國郵政”的衣服。這件衣服是10年前郵政局發的。在家幹活時，他從來捨不得穿。

　　木門剛打開一條縫，一陣冷風就撲面而來——此時山上的溫度只有15℃。千叮嚀萬囑咐中，王安蘭背著郵包出門了。走了老遠，還能看見妻子佝僂的身軀在院壩張望。

　　天放晴了，昨夜一場大雨，讓橫亙眼前的層層疊疊的大山顯出一種青得發黑的顏色。

　　昨夜走過的那座山就在眼前。山的一邊幾乎是垂直的絕壁，望不到底，只能看見蒸騰的雲霧，下山的路就在絕壁的山脊上。看記者有些後怕，王安蘭忙説：“這不算險，最險的是滴水岩，那是通向官陽的必經之路。以前有個郵遞員就是從那裏失足掉下崖的。”

　　廟堂曾有過4任郵遞員。前兩位在幹了幾年後，因受不了苦而放棄；第三任幹了一年，失足從懸崖上掉下，年僅19歲；第四任被突如其來的山洪卷走。在這條郵路上喪生的村民，幾十年來有數十人。王安蘭是第五任，也是幹得最久的。1988年3月4日，王安蘭清晰地記得這個日子。在經過兩次郵遞員葬禮後，已沒村民願當郵遞員。他開始用雙腳丈量大巴山崎嶇的山路，用雙腳連接著大山與外界。

　　郵包得到75公里外的官陽鎮郵政所取，一去一來要兩天，取回後再送到村民手中。到最遠的村，單面要走一天。最初是每週去官陽兩次，後來是每月兩次。“每次郵包近50公斤重，如有包裹，我還得像匯款一樣，替他們取回，免得他們跑一趟。”

　　本來，郵政局只要求郵件送到村，但王安蘭總是送到村民手上，哪怕再遠。

　　正午時分，他餓了，就用洋芋和山泉充饑

　　現在，王安蘭手裏有一封廟堂二隊李嘉友的信。李住山下。早上8時，王安蘭到了李嘉友家。見王安蘭上門，李婆婆就知道，是遠在天津打工的孫子來信了。可她不識字，只有小學文化的王安蘭就把信拆開，念給李婆婆聽。

　　離開李家後，王安蘭欲過河給黃金二隊的楊自秀送筆600元的匯款。那是楊婆婆在湖南安家的女兒寄來的。路過一村莊時，身後突然有人招呼：“安蘭，來，喝口水。”一白髮老太用木瓢端來山泉。見滿頭是汗的王安蘭將水喝下，老人笑了。“我河北當兵的兒子常寫信回來，都靠王安蘭送。一次，他寄了個10多公斤的包裹，是王安蘭從官陽幫我取回的。”老人叫王成英，每次見到王安蘭，她都會熱情地讓他到家裏坐坐。

　　在郵路上，王安蘭有時只能烤點土豆充饑。　周舸攝

　　廟堂鄉地處大巴山東麓，和湖北神農架山脈交界，是巫山最偏遠、最窮的鄉鎮。全鄉住得最高的村民在海拔2700米的山上，場鎮每年冬天有3個月氣溫在零度以下，縣級以上無一個部門在此設點。全鄉82平方公里，5個村，僅627戶，2560人，建卡貧困戶206戶。烤煙是全鄉唯一的財政收入，每年約2萬元。

　　該鄉黨委書記向興浩説：“這裡1998年才通電，新園村至今沒通電。3年前，鄉政府辦公樓才有了網絡，絕大多數村民家中沒電話。通過郵政傳遞的信件、匯款、報刊依然是廟堂人了解外界的主要途徑。”

　　19年來，全鄉627戶人家，王安蘭每家每戶都去過好幾次，哪家的兒孫在哪打工，考上了什麼學校，他如數家珍。“村民們的熱情就是對我工作的肯定。”王安蘭説，他之所以覺得這個差使有意義，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受村民的敬重。

　　前面是一條小河，當地人稱廟堂河。水不深，只沒及小腿，但寬約有10米，去黃金村就必須蹚過這條河。王安蘭坐在河邊石頭上，脫下解放鞋，以傘撐著河底，緩緩過去。眼前，又是一座大山，山尖高聳入雲，當地人稱“牛角尖”。

　　王安蘭爬上牛角尖，用了3小時。他將600元匯款交給楊自秀後，需原路返回到山腳，再給村民陶朝虎送信。

　　正午時分，妻子準備的那個舊礦泉水瓶已經見底。王安蘭看見前面有處山泉，飛快過去一氣喝下幾大口。之後，又撿了些稍幹點的柴火點燃，打開隨身帶著的紙包，裏面裝著20多個熟洋芋。王安蘭將洋芋放在燃燒的柴火上，不一會洋芋就開始冒熱氣。就著山泉，他一口氣吃了9個。之後又抽出一根“宏聲”煙。煙燃完了，他該繼續上路了，臨走還不忘在柴火上澆水，以免引起山火。

　　郵路上，他見過野豬、黑熊。他冬天要在雪地裏爬著走

　　行至牛角尖半腰，密林裏突然傳來一陣輕微的聲響。稍停頓後，又是一陣響動，越來越遠。“可能是猴子，聽見人聲就跑了。”“這山上野豬多，還有黑熊。”王安蘭都見過。“只要不惹它，它們一般不攻擊人。”

　　但王安蘭也害怕過，那是10年前的夏天，他為了送一份加急電報給陳少遼。陳家距王安蘭家來回要一天。陳的兒子在山西煤礦打工遇難，對方發了份電報來。王安蘭取回電報已是中午，想到電報上“加急”二字，他決定連夜送去。返回路上，突然下起大雨。當他走到滴水岩山頂時，天已黑盡，電筒燈泡竟然壞了。這兒方圓20公里沒一戶人家，他只得摸索著在一處能遮擋雨水的岩石下停下。他本想燒一堆火防寒防野獸，可樹枝被雨水浸濕不著火。他只好將郵包抱在面前，背靠著岩石，將手能摸到的石頭全部放在腳邊。黑暗中，從沒害怕過的王安蘭莫名生出一種恐懼：“我不知怕什麼，就一根接一根劃火柴。劃完一盒火柴後，我竟然害怕得大哭起來。那是我唯一一次哭。”

　　王安蘭説，那晚，他多次聽到野豬喘著氣從附近的樹林穿過，在他腦子裏，儘是家中亮著的燈、等待他回家的妻子和在外打工的兒子。天快亮時，他才迷迷糊糊入睡。醒來時，他發現自己手裏緊緊攥著一塊石頭。

　　早在1999年，廟堂人用十幾條人命的代價在絕壁上鑿出一條通往平河鎮的道路。這可讓王安蘭偷偷地高興了好一陣子，他以為公路通了自己就可以結束在崇山峻嶺間孤獨行走的日子。但這哪是路——勉強供小型車通過，一下雨就泥濘打滑。一邊是雲霧繚繞的萬丈深淵，一邊是隨時可能掉下石頭的絕壁。兩輛小貨車連接著廟堂和平河。每次，小貨車貨廂裏都要擠上至少十幾人，收費是每人每次35元。“路修好後，有好幾輛車掉下深淵，屍體都找不到。”鄉黨委書記向興浩説。每次聽説出了車禍，他們都不會問“死了多少人”，而直接問“車上有多少人”。

　　因此，儘管有了路，但為了節約，山路仍是廟堂人通向外界的主要道路，也是王安蘭出山取郵包的唯一選擇。正因為如此，王安蘭隨後又免不了不時在山裏露宿。“要是冬天就糟了，這山上的積雪可沒至膝蓋，在雪地裏爬著走是常事。往往是堅持走到目的地時，才發現兩條小腿已凍成冰柱——半途不能坐下，一旦坐下，可能就永遠起不來了。”

　　稍微歇息後，王安蘭又起身了——郵包裏還有三封信，他不知能否在天黑前趕回家。

　　“那是一條‘生死郵路’。”巫山縣郵政局局長王緒華這樣評説廟堂的郵路。他給王安蘭算了筆賬，19年步行15萬餘公里，相當於繞地球赤道走4圈多。而這個數字還不包括他將郵件送到村民手中所走的路程。

　　對記者的採訪，他有些詫異：“我有啥值得寫的？”當聽到這個數字時，他又有些得意：“赤道？有多遠？”雖然不知道赤道有多遠，但他眼神中仍流露出自豪，似乎比普通村民更有榮譽感：“畢竟，我是在為村民辦事，只要動得了就會一直幹下去。只是有些對不起家人。”他眼神又黯了下去。　《重慶晚報》首席記者　周立　（原載《重慶晚報》2007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