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輩子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送母親一程。”接到母親去世的消息，正在為村民放電影的楊永興腦子一下嗡嗡作響

　　農村電影放映經歷了上世紀70年代的火爆，80年代的興旺，進入到90年代，這一切一去不返。

　　農村青壯年外出務工、VCD在農村的流行和普及、電視節目的豐富，直接或間接導致了曾遍及各鄉鎮的農村放映隊解散。楊永興所在的放映隊，也未能倖免。

　　楊永興最早的搭檔金良永考上大學，畢業後當教師了；第二個搭檔馬道文改行到水泥廠工作，後來當了水泥廠的廠長；最後連鳳凰電影院的同事也紛紛改行了。

　　楊永興到了每月收入只夠維持家庭日常開支，兩個兒子讀書沒著落的地步。被時代洪流裹挾之下的楊永興，被迫改行。

　　挑著擔子賣衣服、賣鞋襪，甚至賣農具、賣傢具，曾經的“楊電影”試圖成為一名“楊貨郎”。生意好的時候，他一月能賺上1000多元。

　　但“楊電影”數十年的名號，並未就此在這片鄉土被徹底遺忘。

　　學校要放電影，他説“娃兒們難得看場電影，我得去”；年輕人結婚，他説“人家辦喜事，不能耽誤”；老人去世，他説“都是半輩子的老夥計，不請我都該去”……

　　楊永興就這樣，一次次被溫情、鄉親所牽絆，遊走于“楊電影”與“楊貨郎”之間。直至他勞累過度患上嚴重的疝氣。即便如此，只要是有人請，他絕不推辭，信守著他“説到做到”的人生哲學。

　　只是，這個他堅守了一輩子的人生哲學，也讓他嘗到了這輩子最深的哀痛。

　　“我是家裏的老大，這輩子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送母親一程。”楊永興心裏的結就在於此。

　　母親去世那天，他是打定主意要回家看看的，前兩天就有人捎信説母親病情加重了。然而鳳凰小溪山那邊有戶人家女兒出嫁，要放電影，他最終還是去了。

　　“人家提前幾天走3個多小時的山路來請，當天下午就派幾個人來背機器，答應好的怎麼能推？”懷著深深的愧疚，楊永興小聲説著自己看來不是理由的理由。

　　當晚10點多，電影剛放一半，家裏來人，把他拉到一邊，告知母親走了。楊永興腦子一下嗡嗡作響，手腳都在顫抖。

　　“電影總得放……完吧，一兩百人圍著看，總不能……我一家的事把……電影停下來吧……”低著頭、甕著聲，楊永興不敢直視家裏的親人。

　　當晚，堅持放完電影的楊永興趕回家時，已是次日淩晨3點多。老母親已入棺，只等他看最後一眼就閉棺。次日一早，楊永興安葬了母親。當晚，他就又到鄰村放了兩場電影。

　　面對這一切，楊永興只是反復念叨一句話：“答應了的事，就得辦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