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以來，中國的醫療衛生狀況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簡單來説，1949年以前的半個世紀時間，中國是一個封閉、戰亂、災荒嚴重的國家，人民生存狀況艱苦，據非權威組織不完全統計，1949年中國人的人均壽命大約為35歲，到1957年飛速提升為57歲，到1981年更達到67.7歲，加之人口數量的急速增長，所有的一切無不向世界顯示出，從1949年以後，新中國醫療衛生事業做出巨大成績。

    那麼，這個成績是如何取得的？

一.建國初醫療衛生事業的巨大成績

    醫療衛生事業，顧名思義分成醫療保障和衛生治理兩個部分，醫療是在全社會建立廣泛的衛生機構，配備完善的醫療人員和器械，隨時隨地為全社會人民提供醫療服務，衛生治理則是針對環境中，可能對人口的身體産生危害的問題予以祛除。

    從1949年後，新中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衛生運動，建國後，霍亂很快在我國絕跡。1955年，人間鼠疫就基本得到了控制。1959年，性病在全國範圍內基本被消滅。20世紀60年代初天花已告滅絕，比世界範圍滅絕天花早了十餘年；結核病的死亡率從建國初期的250/10萬下降到40/10萬；脊髓灰質炎、麻疹、乙腦、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等傳染病的發病率明顯下降。

    而在醫療方面，新中國一方面接受城市內原有醫療機構和人員，一方面有針對性的培養醫療從業人員，到1965年，全國接生員數量就達到了685740人。

    這些數字上表達出的成績，足以讓人震撼。

二．城鄉差異與建國初醫療衛生事業的遺憾

    建國初期，基於農村衛生醫療狀況的極度惡劣，新中國的醫療重點是放在中國的農村，以農民為當時的醫療保障主要目標人群。

    1950年6月，旨在解決農村醫療衛生問題的全國農村衛生座談會召開，衛生部副部長蘇井觀指出：“今後衛生建設的重點在農村，城市是對舊有衛生機構加以改造的問題。”為此，他要求衛生人員要明確認識農村衛生的重要性，掃除對農村衛生工作的忽視態度與偏差認識，不怕困難，為農民解除痛苦。

    如果這種情況可以落實，則不會出現後來的城鄉巨大差異。

    但是，到了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明確提出以工業化為主體，第一個五年計劃又提出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衛生工作的重點隨之發生了轉移。

    1953年1月，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在制定本年度文教衛生工作計劃時，明確提出衛生工作為工業建設服務，“應著重加強和建立城市、工礦和交通線的醫療衛生機構”。10月，中共衛生部黨組向中央報告，認為今後衛生工作必須更好地為實現總路線服務，根據國家建設的需要和目前的實際情況，確定衛生工作的重點首先是要加強工礦衛生和城市醫療工作，使農村衛生工作和互助合作運動密切結合，並繼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防治對人民危害性最大的疾病。

    一切為總路線服務，也就是説一切為政治服務的方針，決定了當時的重工業雲集的城市壓倒了當時擁有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村，醫療衛生的重點自然而然的轉移到為城鎮人口服務。這是一種現實的需求。

    基於這種現實需求，新中國在城鎮迅速建立一整套醫療衛生體系，更基於城鄉人口的差別，對人群予以劃分，屬於不同人群，可以享受到醫療衛生保障權限也不同。

    具體來説就是：

    根據政策，在企業工作的職工，可以享受勞保醫療，包括疾病、養老、生育、傷殘、死亡，不需要掏一分錢，費用由企業包辦。但是，按照企業的性質不同，這類人群的權利也有區別。如果是全民所有制企業職工，可以享受完全的免費醫療服務；如果是城鎮集體企業職工，也可以“參照執行”；如果不是職工，而是企業職工的親屬，可以享受到的勞保醫療，但福利要減半執行。

    而政府工作人員、殘疾軍人、科研人員、學生等人群，醫療經費則是走財政預算，到醫院看病所産生的一切費用，都由公共醫療費用支出。

    這套制度建立之初，全國範圍內能享受到如此福利的人群，只佔總人口的2%。

    對於中國農村，1950年，周恩來提出“人民政府決定在最近幾年內在每個縣和區建立起衛生工作機關，以便改進中國人民長期的健康不良狀況”。1952年底，全國90％的地區建立了縣級衛生機構。到1965年時，農村醫療衛生保健網基本建成，衛生技術人員達88萬人，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城市。儘管如此，在醫療衛生資源的配置上，農村與城市相比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這數字看似不少，但相比于中國農村廣大人口基數，88萬的數字還是太稀少，均攤到每個醫療從業人員，都要負責數百上千名農村人口的日常醫療衛生的保障。更何況，這88萬人中的大多數，是經過短期培訓出來的農村赤腳醫生，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無論專業知識還是器械配備，距離城市醫療人員相差甚遠。

    農村初級醫療合作制度的經費來自公社福利基金和社員自籌，沒能加入的人群全部自費，加入者按照全年收入的0.5%-2%繳納費用後，即可享受全年免費醫療服務。

    農村醫療合作制度的優勢在於：首先免除社員長途跋涉去縣城看病的煩瑣，社員在家門口即可醫治頭疼腦熱等小病，且費用不高；其次，為了減少合作醫療基金的使用成本，公社幹部更加注重開展群眾性衛生運動，對社員進行基礎衛生教育等活動；再次，當時的農村赤腳醫生為了節省經費，更加重視使用中醫中藥，許多公社自發種植中草藥，以降低農村醫療合作成本。

    這種城鄉差別和資金設備人員上的傾斜，直到毛澤東發出“六二六指示”後才稍有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