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叔事件）我必須承擔責任，公務員本來就應該勇於擔當。

　　（社會組織）如果管理得好，就能成為政府和民間之間的堅實橋梁，能辦成很多事

　　（民政工作）對我來説不是一個“職業”，而是一份“事業”。

　　去年國慶前後本報關於“坤叔助學公益團隊‘轉正"的系列報道，幫助民間“助學大王”坤叔圓了23年的夢，同時也把東莞民政部門推向了風口浪尖。

　　身處交鋒之巔的東莞市民間組織管理局局長利偉中更是成了“靶心”，有的網友指名道姓罵其“官僚”、“陳腐”，利偉中因此“10天內瘦了8斤”。

　　時隔半年，利偉中近日面對本報記者，首次吐露心扉：“我確實有責任，必須勇於承擔。”他同時感慨，“公務員不易當，必須做到老、學到老”。

　　為此，離開大學校園近30年的利偉中又回到高校“拜師”，在工作之餘頻“食夜粥（廣東俚語，意為‘業餘進修’）”。

　　南方日報記者 謝苗楓

　　“坤叔事件我負全責”

　　有人認為“千分一”助學團隊登記受阻的責任在利偉中，對此連坤叔也曾為他“洗冤”。但利偉中面對記者時卻沒有“爭辯”，反而兩次提到了“擔當”

　　2011年8月5日，東莞宣佈對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鬆綁”，為名分奔波了20多年的坤叔來到東莞市民間組織管理局，向局長利偉中提交申請。

　　這次會面在其後許多媒體報道中都描述為：利偉中與坤叔“相談甚歡”，“局裏表示即使達不到登記條件，也可以先備案，取得合法身份”，但坤叔三天后得到的答覆卻是：“經請示領導，名稱不妥，需改”。然而，坤叔堅持“如果不能叫‘千分一’，就不註冊了”。

　　多數媒體報道坤叔與利偉中的溝通“到此結束”。

　　“其實後來我還兩次主動約坤叔到辦公室來商量，8月中下旬的那次，我們談了3個多小時，心平氣和。”利偉中説，“最初我也覺得是可以批的，但後來經研究覺得‘千分一’這個名稱容易被誤解為‘硬性攤派’，要慎重。”

　　許多人認為公開報道所指的“領導”就是利偉中，對此連坤叔也曾為他“洗冤”説“這不是某個人的問題”，但利偉中面對記者時卻沒有“爭辯”，反而兩次提到了“擔當”。

　　“畢竟思想不是很解放，在放（開登記）的過程中步子不是很大。”回頭看，利偉中坦承，“我必須承擔責任，公務員本來就應該勇於擔當。”

　　10月12日，東莞市民政局召開“傳達省市領導重要批示的精神”的會議。會上，在事件中一直保持沉默的利偉仲介紹了事情始末並表示：“這件事情發生後給了我很大壓力，也給東莞添麻煩了，我很內疚”，“不管這個事情的過程怎麼樣，原因如何，我都負全部責任”。

　　事後，不少人替利偉中“抱不平”：我國現行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登記管理暫行條例頒發于1998年，十多年來在一些方面已存在滯後，“這些是國家的政策”、“報上去也不會批”等等。

　　對於這些聲音，利偉中攤了攤手，重申“一個領導應有擔當，敢作敢為”。

　　“思想包袱一下子放下了”

　　利偉中因為坤叔事件“難受了十天八天”，在經歷整個事情復盤、思考後，才慢慢想通、想明白，進而真正釋然：“這從大局來講還是一件好事”

　　10月13日，就在利偉中“站出來”承擔責任翌日，有網友指斥其“官僚”、“思想老化”。

　　談及這些“罵言”，利偉中如今釋然了很多。“一個小公務員，做得不夠好，驚動到省委書記那麼大的領導接連批示，沒有壓力是假的。”他説，汪書記第一個批示剛下來時，他也有過鬱悶，覺得自己也是“按章辦事”，多少有點委屈。

　　“茶飯不思，思想鬥爭很激烈”，利偉中形容“自己難受了十天八天”，在經歷整個事情復盤、思考後，才慢慢想通、想明白，進而真正釋然，“這從大局來講還是一件好事”。

　　利偉仲介紹，政策“鬆綁”至今，東莞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60家，其中已登記成立的有44家，已通過名稱核準的有16家。

　　“之前，我們想漸進推進社會組織發展，不敢一下子把步子邁得太大。”利偉中説，坤叔事件不僅有益於東莞的改革，而且對全省社會組織登記制度的破冰也有了積極的作用，“以前的思想顧慮完全打消，一下子就把思想包袱放下了。”

　　面對新政及雨後春筍般涌現的民間社會組織，當前國內並沒有經驗可談、可複製，利偉中直言“自己還只是個小學生”，必須轉換角度，從為社會組織登記、管理，轉變為綜合協調、服務。

　　結果，利偉中不僅把省委書記汪洋、時任東莞市委書記劉志庚的批示存到手機中“時刻告誡”，還買了10多本書，專門研究境內外有關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的個案，看到有用的就用熒光標簽貼在書頁外。

　　比如，針對資金不足、缺乏場地的社會組織，利偉中帶著10來人做初期調研並形成報告，促成東莞在黃金地段安排了2500平方米作為社會組織孵化基地辦公場所，不僅為沒有條件的社會組織提供免費的辦公場所，還開展了註冊資訊、活動策劃、能力建設、籌資指導等服務。

　　相比起深圳、佛山、中山、惠州等市的規劃，東莞孵化基地將不僅服務孵化器裏的機構，還將為全市的社會組織提供項目扶持資金以及公益資源的供需平臺。

　　“我們希望這個社會組織孵化基地將承擔對全市社會組織的評估、能力建設以及人才培訓的功能。”利偉中説，“政府在其中只有主導的作用，實際的運作也將交由東莞社會組織總會下東莞市社會組織服務中心進行第三方運作。”

　　“學而知不足，越幹越不懂。”利偉中笑著説，“坤叔事件後成熟了很多，感覺人生有了昇華。”

　　“要到大學借借腦”

　　已離開校園近30年的利偉中，重新向高校的社會學教授“拜師”探討實踐中遇到的問題，還請他們開列書單，有時學習到深夜，家裏人都説他是“臨老吃夜粥”

　　在東莞土生土長的利偉中從大學畢業就回到家鄉，28年來一直就是民政系統的公務員。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他以“非常非常非常熱愛”表達出強烈的感情。

　　這一點從他桌上堆著近十本用毛筆字密密麻麻手抄的筆記本可見一斑。“我的記性不好，所以把一些重要法規都記在每一本最後幾頁。”利偉中有點不好意思地説，“這樣方便即時更新，而且不會解釋錯。”

　　包括坤叔在內的好幾位民間社會組織負責人告訴記者，要找利偉中很容易，因為他的手機號是公開的，辦公室的門也是敞開的，“基本是隨時都能找得到”。

　　利偉中有一個觀點：如果網上能辦妥的，電話裏可以解釋清楚的，就不要麻煩群眾到局裏來。

　　“要做到這點不容易的，我們除了要管理、服務好民間社會組織，其他的民間組織如民辦學校也得管。一共2000多家組織，而我們只有14個人員編制，經常加班加點。”利偉中説。

　　利偉中就讀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的女兒，每次放假回家都會嘟囔老爸“工作瑣碎”，坤叔事件發生後更是直言“老爸做得不開心，就別幹算了”。

　　“但怎麼可能！”利偉中笑著告訴記者，“對我來説這不是一個‘職業’，而是‘事業’。”

　　“看到它好，我就開心。”利偉中舉例説，今年3月29日他去參加東莞社會組織登記評估工作的動員大會，結果發現名冊上所有社會組織有關負責人都準時甚至提早到位，讓他十分感動。“可見，面對各行各業的精英，如果管理得好，就能成為政府和民間之間的堅實橋梁，能辦成很多事。”

　　面對這樣一個命題，致力成為務實型、思考型公務員的利偉中感到“江郎才盡”，“要到大學借借腦”。

　　於是，利偉中開始在網上向一些高校社會學教授“拜師”，不僅請他們開列書單，還經常與這些學者探討實踐中遇到的問題，有時會學習到深夜，家裏人都説他是“臨老吃夜粥”。

　　更深入的“理論聯絡實際”，使利偉中對坤叔事件、對民間社會組織管理有了更深的思考。

　　“為什麼怕社會組織？因為大家只是小公務員，而行政責任追究制是終身的，如果一個事情無法可依，大家自然會縮手縮腳。”利偉中説，過去政府因為怕草根組織失控，所以不敢輕易放開登記，但是孵化器可以大大降低這個風險；與此同時，政府要加強立法，從管理、運營和內部治理上使這些組織從一“降生”就具備非營利組織的形態，既要扶持，也要監管。

　　“社會組織是一柄雙刃劍，而孵化器可能滿足社會組織和政府的雙重要求。”對於“坤叔事件”，利偉中笑稱既放下又沒放下，“這不再是糾纏個人得失，而是一種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