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國共産黨新聞網，作者：佚名，原題：《四一二政變前後》

四一二反共政變

    蔣介石反共的決心已經定了。為了採取反共的重大行動，除他自身的準備外，還需要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和江浙財閥的資助，也要利用上海流氓勢力充當打手。3月26日，蔣介石從安徽乘軍艦趕到上海，隨即同帝國主義列強、江浙財閥和流氓頭子等舉行一系列秘密會談。他派員到同南京事件有關的五國駐滬領事館道歉，聲明將“火速解決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裝”，防止在上海出現“用武力及暴動”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國主義列強鼓勵他“迅速而果斷地行動起來”，江浙財閥給了他幾百萬元的鉅額財政資助。上海流氓頭子黃金榮、杜月笙等保證用青洪幫流氓充當他解除上海工人糾察隊武裝的打手。蔣介石還把不完全受他控制的軍隊陸續調離，而讓由他支配的部隊駐紮在上海、南京一帶。4月初，蔣介石在上海約集李宗仁、白崇禧、黃紹？f、李濟深、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等舉行秘密會議，決定用暴力手段實行“清黨”，完成了對中國共産黨發動突然襲擊的準備。

    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對蔣介石的某些陰謀活動有所覺察，努力加強工人糾察隊，力圖鞏固革命成果。但當時共産國際仍對蔣介石抱有期望，不贊成同蔣破裂。3月下旬，陳獨秀致信中共上海區委，提出“要緩和反蔣”[5]。4月1日，汪精衛從海外回到上海。他到上海後，曾同蔣介石等密談。蔣介石主張立刻分共，汪精衛擔心這樣做會使權力全部由蔣介石獨攬，主張召開國民黨中央全會討論蔣提議的分共事項；並表示可在會前由他通知陳獨秀，讓各地共産黨員“暫時停止一切活動，聽候開會解決”。4月5日，陳獨秀和汪精衛發表聯合宣言，把“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産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説成是“不審自何而起”的“謠言”，要求大家“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聽信任何謠言，相互尊敬，事事開誠協商進行”。這個宣言的發表，使一部分共産黨員放鬆了警惕，誤以為局勢已經和緩下來。此後，陳獨秀和汪精衛立即一起前往武漢；中共中央機關也由上海遷至武漢辦公。

    幾天后，蔣介石突然在上海動手，發動反革命政變。4月12日淩晨，早就作好準備的大批青洪幫武裝流氓從租界衝出，向分駐上海總工會等處的工人糾察隊發動突然襲擊。工人糾察隊立刻奮起抵抗。這時，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蔣介石收編的孫傳芳舊部）開來，聲稱進行調解，將武裝流氓的槍械先行收繳。工人糾察隊輕信他們的欺騙，打開了大門，結果在毫無戒備的情況下被強迫繳械。一部分工人糾察隊員進行抵抗，但因眾寡懸殊，遭到失敗。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共産黨員汪壽華已在前一天被杜月笙騙去，遭到秘密殺害。13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召開十萬人的群眾大會，會後整隊遊行，要求釋放被捕工友，交還糾察隊被繳槍械。隊伍行進到寶山路時，第二十六軍突然從埋伏處衝出，用槍向密集的人群掃射，當場打死一百多人，傷者不計其數。

    繼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相繼以“清黨”為名，大規模搜殺共産黨員和革命群眾。單廣東一地，被捕殺的就達二千多人，包括著名的共産黨員蕭楚女、熊雄等在內。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資産階級利益的“國民政府”，以與武漢的國民政府相對立。閻錫山在山西，劉湘在四川，也紛紛舉行“清黨”，並表示擁護南京政府。與此同時，北方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也捕殺大批共産黨員和革命群眾。4月28日，中國共産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在北京英勇就義。大革命遭受了嚴重的挫折。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表明，蔣介石已經成了投靠外國帝國主義的大地主大資産階級的反共勢力的中心，雖然他在表面上仍以資産階級改良主義進行欺騙。

    蔣介石發動的反革命政變，得到大資産階級的支持和民族資産階級一些上層人物的附和。上海商業聯合會通電表示“對於當局清黨主張願為後盾”。個別資産階級代表人物還被吸收到南京政府任職，成了大地主大資産階級的反革命軍事專政的點綴品。

    人民群眾對於蔣介石集團的叛變進行了憤怒的聲討。4月14日，上海知名人士胡愈之、鄭振鐸、吳覺農等七人聯名寫信，強烈譴責軍方的暴行。武漢、長沙等地舉行了有數十萬人參加的反帝討蔣大會。4月20日，中共中央為蔣介石屠殺民眾發表宣言，揭露“蔣介石業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號召革命人民為“推翻新軍閥”、“打倒軍事專政”而奮鬥。4月22日，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譚平山、吳玉章、林祖涵、毛澤東等39人，以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和候補執監委員等名義，聯名發表討蔣通電，指出：“凡我民眾及我同志，尤其武裝同志，如不認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蔣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蟊賊，各國民革命軍滌此厚辱”[6]。

    那時，在武漢還保持著國共合作，那裏的國民黨領導人汪精衛等不願看到一切權力為蔣介石獨吞。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在4月17日發佈命令，開除蔣的黨籍，免去其本兼各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