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中學正壟斷一流大學生源，農村學生所佔比例不斷下降。朱慧卿

　　南京大學歷史系講師梁晨等人的研究結論，與普遍的社會觀感形成了反差。2009年1月4日，溫家寶總理也曾在科教領導小組的講話中指出：“有個現象值得我們注意，過去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班裏農村的孩子幾乎佔到80%，甚至還要高，現在不同了，農村學生的比重下降了。”

　　《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52～2002）》（以下簡稱“《無聲的革命》”）的主要結論如“高考制度本身有利於工農子弟”、“中國教育系統相較于國外為工農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會流動的機會”等，在同類研究中也顯得頗為另類，許多同類實證研究都得出了與之相反的結論。

　　中國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公平性究竟能否得到保障？寒門子弟是否真離一流高校越來越遠了？記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追索。

　　農村生源離一流大學越來越遠是不爭的事實

　　《無聲的革命》只研究了1952～2002年之間的數據，也就是説，文中結論是基於那個時間段。作者在後面部分也稱：“進入21世紀，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的不平等有不斷增長的趨勢。”

　　教育學博士、福建省教育考試院副研究員羅立祝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的實證研究發現，城鄉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差異具有明顯的層次結構特徵。在部屬大學中, 農村子女獲得的入學機會遠低於城市子女；在一般本科高校中，農村子女獲得的入學機會略低於城市子女；在高職高專院校中，農村子女獲得的入學機會高於城市子女。

　　他以一所部屬大學和一所一般本科高校近10年來招生數據作分析，得出結論認為，城市子女在重點大學、一般本科、專科高校中獲得的入學機會分別是農村子女的3.1倍、1.4倍、0.67倍。而且，越是聲望地位高的大學，農村子女的入學機會越小，他分析1996～1999年北京大學招生數據發現，農村子女獲得的入學機會是城市子女的1/7。

　　他通過分析廈門大學2004～2008年招生數據發現，農村子女獲得的入學機會呈現逐年下降趨勢。

　　事實上，另有諸多數據支持這一觀點。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社科2010級王斯敏等幾名本科生在清華2010級學生中做的抽樣調查顯示，農村生源佔總人數的17%。那年的高考考場裏，全國農村考生的比例是62%。清華大學招生辦的數據也顯示，2011年清華錄取的新生來自全國近1200所中學，其中縣級中學300余所。縣級以下中學學生近500人，只佔清華當年新生的七分之一左右。

　　《人民日報》2009年的一篇報道曾指出，教育部直屬高校中，農村生源所佔比例僅為30%左右，而且有減少的趨勢。但是，從全國範圍看，農村生源佔高校學生的比例則逐年上升，達到50%以上。這意味著高等教育日漸大眾化，但精英高等教育中，農村子弟並不佔優勢。

　　有趣的是，同樣是分析北大的招生數據，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雲杉等人也統計了1978～2005年近30年間北大學生的家庭出身，他們發現，1978～1998年，來自農村的北大學子比例約在兩成到四成之間，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下滑，2000年至今，這一比例只在一成至一成五之間。

　　他們在研究中將教師、知識分子和軍人歸入“幹部”一類，結果發現：“幹部出身的新生比例在上世紀90年代以後穩定在50%以上，1998年達到69. 4%的峰值。”這一比例遠遠高於梁晨等人的近四成。

　　與梁晨的“生源構成是相對穩定”結論不同的是，劉雲杉認為招生就是個零和遊戲，農村生源所佔比例減少了，城市學生在這個過程中就要受益。

　　劉雲杉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梁晨等人從一個較長的時間段來考察，得出了比較樂觀的結論，但她沒那麼樂觀，且對標題中“革命”的提法有異議，“教育的革命沒有像經濟等領域的革命那麼明顯，相反，教育的改革是滯後的”。

　　北京大學李文勝教授在其專著中提供的數據顯示，北大新生中農村生源所佔比例從1985年的27.3%下降到1996年的19.6%，10年間下降了近8個百分點。

　　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農村生源所佔比例下降可能有城市化的影響。近年來，中國城市化速度非常快，中國社科院發佈的2012社會藍皮書指出，我國將近三成的農業戶籍人口已經居住在城鎮，2011年，城市人口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超過鄉村人口，而1990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才有18.9%。

　　但李文勝教授認為，拋開城市化因素，基於中小學教育的城鄉不均衡等原因，農村生源越來越少仍將是大趨勢。

　　基礎教育不均衡導致差距拉大

　　是什麼原因導致農村子女離一流大學越來越遠？

　　諸多研究者都強調了歷史的原因，如按省份分配招生名額就是個制度性障礙。

　　劉雲杉等人的統計發現，1978～1998年, 北大北京生源總數佔學生總數的比例為23.1%，超過同一時段山東、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和安徽6省的總招生人數, 而這6省居住在農村的學生比例均在30%以上, 是招收農村學生比例最高的前6省。“由此可見，北大農村新生比例之低，與按省分配名額的招生制度有密切關係”。

　　但由於歷史的原因不足以解釋近年來的農村生源比例在一流大學下降，因此，研究者們都把目光投向了其他方面。

　　得到普遍認同的是城鄉教育的不均衡。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學院趙振宇教授稱，高考錄取講求“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但對於貧困農村地區的學生來説，他們小時候可能沒機會上幼兒園，他們的小學、中學教育條件極差，沒有好的師資，沒有像樣的教學設施。與城裏學生相比，農村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享受了較少的、較差的教育資源。農村學生與城市學生的教育起點不公平、過程不公平，卻要他們在高考中同場競技、一決高下，以分數論英雄，其結果怎麼可能是公平的？

　　教育學博士羅立祝則發現，在保送招生制度中，城市子女獲得的入學機會是農村子女的17.2倍；自主招生制度中，城市子女獲得的入學機會是農村子女的8.2 倍，城市子女獲得的高考加分機會是農村子女的7.3倍。

　　河南工業大學繼續教育學院院長劉廣明也認為，從目前的自主招生設計來看，各校的自主招生考試與面試對農村學生明顯是不公的。

　　李文勝也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一流大學自主招生的名額經常就給到重點中學，農村的學生機會很少。即使農村學生有機會參加自主招生，在考試和面試當中可能也會處於劣勢。

　　記者發現，2011年，在河南教育部門公佈的高校錄取保送生名單中，全省有62人被直接保送到清華、北大，其中來自3所省會優質高中的學生有53人，其餘9名學生來自省轄市的優質高中。整個名單中沒有一個來自縣級或鄉鎮學校的學生。

　　全國政協委員、山西省副省長張平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現在各類實驗、示範、重點學校幾乎全部集中在城市。小學和初中的兩極分化日趨嚴重，加上擇校熱，往往置普通家庭的優秀子女于門外。一些家境較好的子女優先佔據政府多年投資形成的優質資源。

　　“超級中學”成了近幾年的新現象。上述王斯敏等人的統計發現，不少省份北大清華招生名額的一半都被少數幾所“超級中學”佔據。以陜西省為例， 2010年，西北工業大學附屬中學和西安高新第一中學分別有83人和60人考入北大清華，合計佔全省上北大清華名額的62.2%。

　　劉雲杉認為，優質教育資源過於集中到地市一級和省一級的精英中學，這些中學猶如超級航空母艦，農村孩子很難進入，“主要病因在於基礎教育階段優質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性加劇。馬太效應導致強校越來越強，匯集優秀生源、師資與教學條件，且重心上移，向省會等大中城市聚集。這導致在考分上具有競爭力的農村生源減少了，在中小學教育中，能獲得優異的學業成就的農村學生減少了”。

　　梁晨等人也發現，恢復高考後，每年只有佔比重很少的中學有能力為北大提供生源，而且，1952～2002年間，輸送北大生源最多的5所中學，輸送了佔北大總生源7.4%的學生。海南省的北大生源中，70%來自同一所重點中學。

　　但梁晨沒有一味地抨擊重點中學帶來的教育不均衡，反而認為，重點中學的封閉式強化訓練，最大程度上彌補了城鄉之間、不同家庭背景學生之間因生活環境導致的命運差別。

　　寒門如何再多出“貴子”

　　寒門如何再多出“貴子”？記者發現，制度救濟的呼籲已經有了一些回應。

　　據央視2011年10月7日報道，2012年清華大學將在經濟、教育欠發達地區實行新的招生政策，包括投放更多招生計劃，將自主招生範圍擴大至縣級中學和鄉鎮中學，並根據農村學生的特點設置自主招生方式和內容。

　　4月15日，清華大學公佈了這項面向國家級貧困縣學生的“自強計劃”的最新進展：全國36名學生獲最後的認定，其中14位獲60分的最高自主認定。

　　清華大學招生辦主任于涵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現在高校沒有充分的招生自主權，只能按分數從高往低錄取，不可能區分考生是農村生源，還是城市生源。清華大學只能在重點擴招時增加貧困學生錄取的機會。

　　有學者指出，清華招生新政看上去是對貧困地區農村學生的照顧，但其實是一種理性糾偏。梁晨也認為，“招生的時候應堅持多樣化生源，清華的舉措值得借鑒”。

　　另一項廣受關注的是中國人民大學的 “圓夢計劃”，該計劃原則上要求平時成績排名為所在中學的前10%且家庭中三代之內無大學生的農村戶籍學生，主要招收在縣及縣以下地區學校就讀、學習成績優秀或具有某方面培養潛能的應屆農村高中畢業生。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從自主招生制度推行以來，有關自主招生讓農村學生上名校更不公平的質疑不斷。近年來，試點自主招生的高校顯然注意到這一問題，開始在自主招生中制訂專門面向農村學生、貧困生的計劃。這反映出自主招生制度的靈活性，但他認為，這些學校在農村學生問題上動靜很大，但有多少貧困生能得實惠，很難説。

　　劉雲杉也認為，清華的“自強計劃”和人大的“圓夢計劃”，以特殊的策略補償這一利益受損群體，“最多不過是‘腳疼治腳’的局部治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