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3日，南京大學開闢綠色通道，方便家庭經濟困難的新生辦理報到入學手續。

　　寒門難出貴子，這是部分媒體在解讀權威學術期刊《中國社會科學》上一篇研究報告得出的結論。

　　該刊2012年第1期刊載的研究報告《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52～2002）》（以下簡稱“《無聲的革命》”）顯示，北大幹部子女的比例從上世紀80年代的20%以上增至1997年的近40%，超過工人、農民和專業技術人員子女，成為最大的生源來源。

　　然而，當媒體紛紛以“北大學生中乾部子女比例20年來不斷攀升，遠超其他階層”為報道點時，該研究報告的第一作者、南京大學歷史系講師梁晨卻稱，媒體報道是斷章取義，“多數媒體沒有看過我們的論文，只是對論文進行片段式的解讀”。

　　近年來，圍繞農家子弟是不是上名校難、精英教育是不是被社會上層家庭子女壟斷的話題，備受社會關注。這次圍繞北大生源有多少來自幹部家庭的爭論，以及引起的社會反響，折射出人們對上大學機會公平問題的關注度不減。

　　“無聲的革命”：新中國成立後，越來越多的工農子女入大學

　　1949年前，排名前10%的中國精英大學入學名額基本被社會中上層家庭子女壟斷。“1949年後，工農子女不僅在精英大學中佔據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屬精英大學裏成為多數”。“這一看似悄然無聲的轉變，不僅是中國教育領域的重大變革，更是中國社會意義深遠的一場革命。”

　　梁晨等撰寫的這篇研究報告，源於一個這樣的機會：2003年，北京大學和蘇州大學根據各自檔案館所存的學生學籍卡，建立了本科生電子數據庫，兩校數據庫一共有約15萬名本科畢業生的資料。其中，北大數據庫有64510個個案，蘇州大學有86393個個案。這篇研究報告所依據的是兩校1952年至2002年間的數據。不過，兩校的學籍材料各有缺失，少數年份的數據付之闕如。

　　33歲的梁晨，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教育獲得與社會分層，這個選題正是他的興趣所在。

　　通觀全篇報告，中國青年報記者發現，作者確實並非批評中國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不公平，相反，文章在開篇就表示，1949年前，排名前10%的中國精英大學入學名額基本被社會中上層家庭子女壟斷，作為社會中下層的工農子女幾乎與其無緣。1949年後，工農子女不僅在精英大學學生中佔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屬精英大學學生中成為多數。

　　報告稱：“這一看似悄然無聲的轉變，不僅是中國教育領域的重大變革，更是中國社會意義深遠的一場革命。”這一論斷，也是報告標題“無聲的革命”的由來。

　　報告還稱，不僅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進入改革開放後，雖然中國社會階層間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但到2002年前，北大和蘇大兩校的工農子女仍保持著相對穩定的比例。“這些學生來自非精英家庭，是中國教育領域內這場無聲革命的最大成果和集中體現”。

　　作者在結論中甚至認為，中國精英教育領域內的這場重要改變，不僅相對於自身傳統是革命性的，而且與當下作為中國高教改革參照係的美國相比，也是成功的，“美國在促進生源多元化方面與中國比尚有差距”。

　　所以，這篇研究報告確實不是像有關媒體所稱反映了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不公平，而是為新中國成立後到21世紀初之間，中國在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上做的基於實證研究的辯護。

　　那該如何理解報告中出現的“上世紀90年代後，北大學生中，幹部子女所佔比例呈現上升趨勢，到1997年，該比例達到39.76%”等表述呢？何況，報告中還稱，高考恢復後，農民子女所佔比例在北大有所下降，80年代基本維持在15%～20%，90年代基本維持在10%以上。

　　從數據上加以比較，似乎正印證了農家子弟上名校難、社會上層家庭子女越來越擠佔精英教育資源，作者為什麼得出了相反的意見呢？

　　“幹部子女生源比例增加”的情況為何會出現

　　何謂幹部？研究報告的作者稱，在研究中，“把有職務和身份的人都編成了幹部”，不能簡單認為幹部子女所佔比例的增長就表明了行政權力干擾了高考招生。

　　對於很多媒體報道時指出的“幹部子女所佔比例增加”的觀點，梁晨稱，“從研究數據上看這確實是存在的。但很多人沒有仔細研究文章，其實我們已經説明了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出現：我們在統計數據做編碼時，把有職務和身份的人都編成了幹部，比如你是一名記者，是報道組的組長，我們在做研究時就把你當成了幹部，這就造成了幹部子女所佔比例的大量上升。”

　　梁晨進一步解釋稱，從幹部內部構成情況來看，其實大量的幹部是企業幹部。他説，改革開放後企業幹部子女所佔比例是直線上升的，黨政幹部子女所佔比例急劇下降，“這與經濟改革後的調整有關”。

　　報告是這樣分析的：改革開放後幹部子女所佔比例的增長，很可能是各類企業大量增加的結果。作者對蘇大學生父親幹部職業的統計分析發現，恢復高考後，蘇大增加的主要是各類企業幹部和經理人員的子女，並非黨政幹部的子女。

　　報告中的數據顯示，從“文革”開始，黨政幹部子女所佔比例持續降低，企業幹部子女所佔比例卻持續增長，到2002年以後已經超過半數。梁晨説，幹部子女所佔比例的上升，可能更多反映的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化，而不能簡單認為幹部子女所佔比例的增長就表明了行政權力干擾了高考招生。

　　梁晨認為，總體上看，50年來工農子女始終保持了相當比重，即便是改革開放後也沒有出現大幅下降。他説：“我們認為生源構成是相對穩定的，變化沒有那麼嚴重”。

　　作者研究數據發現，新中國成立初期，北大和蘇大兩校的學生幾乎都來自城鎮，之後鄉村學生所佔比重開始增加。以北京大學為例，1952年至1955年間，北大來自農村學生的比例從2.4%增長到6.5%，到1980年，這一比例增長到12.5%，1985年更是一度達到19.4%，上世紀90年代後期這一比例保持在12%～15%左右，來自鄉鎮的學生比例超過7%。兩者相加，城市之外的學生比例持續保持在20%上下。

　　梁晨介紹，雖然農民子女的比例在北大確實是減少了，但工人子女的比例在改革開放之後是穩定中有所增長的，這一點北大可能不那麼明顯，但蘇大相當明顯。

　　在他看來，改革開放後，各類企業大量增加，很多農民離開土地進入工廠，成為沒有城市戶口的打工者，“統計中部分工人子女可能是以前的農民子女”。

　　所以，他認為，農民子女所佔比例下降和工人子女所佔比例持續增長是同一個現象的兩種表達。該項研究中的數據也顯示：學生的父親是工農的總體比例，北大自1981年以來一直維持在30%～40%，蘇大2002年甚至達到55%，報告據此認為，工農子弟在北大佔據了重要地位，在蘇大則已成為多數群體。

　　報告認為，中國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於工農子弟的，相較于國外，中國教育為工農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會流動的機會

　　進入美國精英大學的社會下層子女越來越少。數據顯示，在全美最優秀的30所大學中的大多數學校、來自全美家庭收入後50%家庭的學生比例，從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減少了一半。2004年，164所精英大學中家庭收入處於全美後25%的學生只佔到3%，家庭收入處於全美前25%的學生佔到74%。

　　《無聲的革命》引用了中國社科院社會學者李春玲2003年所做的一項同類研究指出，中國的精英高等教育並沒有改變社會結構，只是延續和強化了既有的社會分層。

　　對此，梁晨稱，“引用不等於同意，我們不完全同意這一觀點”。在梁晨看來，與科舉制度時期、民國時期大學相比較，新中國成立後出現了多樣化生源，這是一個好現象，“西方國家在生源構成上做的可能還不如我們好，並且事實上進入美國精英大學的社會下層子女是越來越少的”。

　　該報告介紹稱，美國最精英的私立大學直到1969年才開始接受女生，對少數民族學生入學長期以來多有限制，多數精英大學低收入家庭子女處於邊緣，近20年的情況更是如此。

　　報告援引了來自美國的調查資料。數據顯示，在全美最優秀的30所大學中的大多數學校，來自全美家庭收入後50%家庭的學生比例，從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減少了一半。2004年，164所精英大學中家庭收入處於全美後25%的學生只佔到3%，家庭收入處於全美前25%的學生佔到74%。哈佛大學2004年超過70%的學生來自家庭年收入屬於全美前25%的家庭，而來自家庭收入屬於後25%的家庭的學生僅佔6.8%。

　　中國青年報記者查閱多種資料，發現對生源研究的理論依據源於以下共識，如父母職業對子女的教育程度和職業有決定性影響，家庭社會經濟狀態對學生的成績影響巨大等。

　　但報告稱，北大和蘇大的數據表明，中國父母的職業對孩子教育的影響與國外相比要弱，雖然幹部、專業技術人員和商業服務人員子女的總數佔學生全體的多數或接近半數，但並沒有像國外大學那樣佔據絕大多數。“相較于國外，中國教育系統更有效地削弱了父母職業對子女的影響，為工農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會流動的機會”。

　　報告認為，中國的教育革命，不僅在於中學教育保持了生源的多樣性，更重要的在於形成了一套教學制度與方法，使得一部分家庭文化資源相對薄弱的工農子女能夠和幹部、專業技術人員子女一樣，贏得高考，進入精英大學。

　　報告把原因歸結為國內中學廣泛的住校制度與強化訓練兩方面。報告稱，學校內濃厚的學習氣氛有效地加強了學校教育的影響，而削弱了家庭背景對子女教育成功的影響。強化訓練最大程度上彌補了城鄉學生之間，不同家庭背景學生之間因出生環境不同而導致的命運差別，使得中國大學的生源多樣性得以産生和延續。

　　梁晨認為：“我們認為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於工農子弟的”。他説，傳統高考內容與形式有利於文化資本相對缺乏的社會大眾，工農子弟可以通過勤學苦練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績，以考分作為高考招生錄取的唯一標準部分保護了社會中下層子弟。

　　報告中也提到：“相當部分的領導幹部、知識分子都出身於工農家庭，他們的聰明才智不僅沒有因為家庭背景的貧弱而被埋沒，反而被教育機制所激發，成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這種教育革命對社會結構轉變的影響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