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作者：吳曉波，出版：中信出版社

    到1993年初，沈太福先後在全國設立了20多個分公司和100多個分支機構，雇用職員3000多人，主要的業務就是登廣告、炒新聞、集資。①【據王安在《25年》一書中披露，長城公司在媒體和官員公關上不遺餘力，“據傳，沈太福的紅包攻勢花費了3

    000萬。”】到2月份，長城公司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共集資10億多元人民幣，投資者達10萬人，其中個人集資款佔集資總額的93％。集資款逾5000萬元的城市有9個，北京的集資額最多，達2億多元。隨著集資泡沫越吹越大，沈太福講的故事也越來越離譜，他宣稱擁有300多項專利技術，“其主導産品高效節能電機已在各生産領域應用，已握有15億元的訂貨量”，同時，“在全國數萬家民辦科技企業中，長城還是唯一一家納入國家行業管理的”。事實上，在這段時間裏，長城公司只售出電機50多臺，價值僅600多萬元。為了製造經營業績良好的假象，沈太福把3.2億元集資款變成公司的營業銷售收入，然後向稅務部門繳納了1100多萬元的稅款。與此同時，沈太福在人際公關上大下工夫，他先後聘請了160多名曾經擔任過司局長的老同志擔任公司的高級顧問，由此構築起了一個強大的官商關係網。

    事態演進至此，商業騙局的氣息已經越來越濃烈，沈太福鋪天蓋地的集資風暴引起了國務院副總理朱基的高度關注，這位對金融風險懷有本能警覺的中央決策人意識到，如果“長城模式”被廣泛效倣，一個體制外的、缺乏制度控制的金融流通圈將龐大而可怕地出現，中央的金融管制政策將全面失效，於是，他親自下令中止長城公司的活動。

    1993年3月6日晚間，正當沈太福為集資超過10億元舉辦大型慶祝酒會的時候，他收到了中國人民銀行發出的《關於北京長城機電産業集團公司及其子公司亂集資問題的通報》。《通報》指出，長城公司“實際上是變相發行債券，且發行額大大超過其自有資産凈值，擔保形同虛設，所籌集資金用途不明，投資風險大，投資者利益難以保障”，要求“限期清退所籌集資金”。

    沈太福遭遇當頭棒喝。此時的他已經在狂熱和膨脹中失去了對局勢的清醒認識，自以為有高層人士、上百位老幹部以及10萬集資民眾的“撐腰”，他已經具備了與國家機器博弈的能力。他的應對之策竟與大邱莊的禹作敏如出一轍。在接到人民銀行的通報後，他當即宣佈狀告人民銀行行長李貴鮮，索賠1億元，國內外輿論頓時譁然。這是中國第一位民間企業家敢於直接對抗中央政府。3月29日，沈太福在北京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聲稱“國家科委、人民銀行總行步調不一致，婆家、娘家有矛盾”，卻讓他這個民辦企業“小媳婦”吃虧，現因政府干涉，公司難以經營，要向國外拍賣。他還宣佈，將投資者的年利息由24％提高至48％。

    隨後兩日，局勢朝沈太福預想的反向發展，政府沒有任何退讓的跡象，各地的擠兌事件則層出不窮，他試圖倚重的媒體和老幹部似乎也幫不上忙。3月31日上午，沈太福再次召開中外記者會，下午，他在北京首都機場被截獲，當時他帶著三張身份證和一皮箱的錢打算出逃國外。4月18日他被宣佈逮捕。從這個月起，在國務院的直接參與下，各地組成二十多個清查組。歷經半年時間的清查清退，長城集資案的投資者都領回了70％的本金，全國清退款總比例達90％以上。另外，根據香港《文匯報》的報道，有120名官員因此案受到牽連。

    儘管天下人都知道沈太福是因為高息集資、擾亂中央金融政策而被捕的，然而他最後卻是以貪污和行賄罪名被起訴。北京中級人民法院的訴狀稱，沈太福多次以借款的名義，從自己公司的集資部提取社會集資款，構成了貪污罪。他還先後向國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時等21名國家工作人員行賄錢、物等合計人民幣25萬餘元，這構成了行賄罪，法院于1994年3月4日判決，被告人沈太福犯貪污罪，判處死刑；犯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兩罪並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産。

    沈太福對判決不服，他的上訴理由是：北京長城公司是戴著集體帽子的私營企業--在1988年之前，北京市工商部門不接受私人申請創辦“高科技公司”，被告人不能成為貪污罪的主體，也沒有貪污的動機和行為，因而不構成貪污罪。他對律師説，“怎麼判我都行，但是，如果我是因為'貪污'自己家裏的錢而被槍斃，我不服。”一些法律人士也認為，對沈太福案的二審首先應當對長城公司的經濟性質重新確認。法院最終沒有採信這些意見。4月8日，沈太福被執行槍決。

    在1993年的春夏之交，禹作敏和沈太福兩案讓很多人心神不寧。如果説禹作敏案帶有一定的突發偶然性的話，那麼，對沈太福案的嚴厲處理則透露出當年經濟發展的某些特質。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中國經濟再度進入高速成長週期，萬馬奔騰，塵土飛揚，景象讓人喜憂參半。

    喜則在於，經濟呈現出全面復蘇的態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1年全國在建工程約9000億元，到1992年擴大到2.2萬億元，而到1993年前5個月，全國固定資産投資又在上年基礎上增長了69％，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數字。中央銀行多發了500億元，而各地仍然叫嚷缺錢。到年底，全國國內生産總值首次突破3萬億元。各省的民間公司增長非常喜人，廣東、貴州和湖南是鄉鎮企業産值增長速度最快的三個省份，分別達到了55％、57％和89％。

    憂則在於，投資的超速增長正在誘發一系列的相關效應。英國的《經濟學人》在1992年底的年終稿中便警告説，“1993年的某一個時候，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將會出現危險的過熱勢頭，上一次在1988年，中國幾乎著了火。”上半年，全國生産資料價格總指數上漲44.7％，像華西村吳仁寶狠狠地賺了一筆“南巡財”。與此同時，在供求失衡的情形下，金融秩序也變得有點紊亂，地下錢莊格外活躍，民間的資金拆借利率越來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虛設，那些有門道的人如果能以9％的利率從銀行貸到錢，轉手就能以20％甚至30％的利率倒手出去。面對這一局勢，6月份，朱基親自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央行下文嚴令“各企業單位必須把錢存進銀行，要走正路，不許搞體外循環”。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政府決心嚴肅處理沈太福“長城事件”--在領導者看來，如果縱容沈式融資的存在，那麼金融管制根本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