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年以來，《求是》雜誌在第1期、第4期、第7期相繼刊發《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階段道德狀況》、《認清道德主流 堅定道德信心——再論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階段道德狀況》、《正視道德問題 加強道德建設——三論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階段道德狀況》共三篇署名“秋石”的文章。“道德三論”引起讀者廣泛關注。

　　一論：考察道德現象，離不開具體的價值觀立場、認識方法論和歷史視野

　　《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階段道德狀況》一文指出，在我國社會生産生活方式日益變革的大背景下，包括道德在內的社會意識形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多樣、多變的複雜情況。當前人們關注的一個焦點，是應該怎樣評價我國現階段的社會道德狀況，道德總體上是進步的，還是退步的？這個問題已經超出單純道德評價的範疇，涉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成就的評價，需要進行深入的分析。

　　文章從價值觀立場、認識方法論和歷史視野三個角度進行分析。

　　關於價值觀立場，文章指出，道德作為人類把握世界的一種特殊的實踐精神方式，與人的實踐活動密不可分，滲透在社會關係的各個方面。這就使得人們容易把道德本體化和獨立化，忘記道德與經濟基礎的關係。事實上，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式，是一定經濟基礎的反映，受經濟基礎制約，其獨立性只有相對意義。評價道德的價值是正還是負、性質是善還是惡，總是具有兩方面的維度：一方面，看決定道德發生發展的經濟基礎的性質；一方面，看道德對相應的經濟基礎起作用的性質。從根本上説，建立在進步經濟基礎之上的道德，能夠推動進步經濟基礎發展的道德，其價值為正、性質為善，反之，則價值為負、性質為惡。從這個基本價值觀立場出發，評價當前我國道德狀況的性質，就要放眼廣闊的經濟社會領域；根本標準，只能是生産力的標準，是經濟基礎的標準，是社會進步的標準，是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標準。

　　關於認識方法論，文章認為，對當前我國社會道德狀況進行評價，首先要把握全面的道德現象。列寧曾説過：在社會現象領域，“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絡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麼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在道德領域，所謂整體的普遍聯絡，就是道德在生産方式以及上層建築歷史變革總進程中的狀況，就是道德反映和作用於經濟基礎以及同上層建築其他方面相互作用的總聯絡方面。這才是反映本質的道德現象。

　　關於歷史視野，文章指出，經濟進步與道德進步是同向還是二律背反，不能作靜態的無謂爭論，只能在人類歷史進程的動態比較中來評判。生産力水平的不斷提高、生産方式的矛盾運動推動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歷史過程。從人類歷史發展的事實來看，即便是在歷史最黑暗的時期，人類道德進步的總趨勢並沒有根本逆轉。道德發展的這種客觀規律同樣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今天，我們只有在歷史的比較中，才能深刻認識到，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上的新中國，使中國人民在道德上和精神上獲得了巨大躍進；而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開放，使中國人民在道德和精神上獲得了新的巨大進步。

　　文章認為，從正確價值觀立場、科學認識方法論和歷史視野出發來分析當前我國的道德狀況，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國道德狀況的主流是發展進步的。生産方式和上層建築的變革，經濟社會的全面進步，為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道德的發展進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注入了持續的動力；在新的經濟、政治、文化制度基礎上生長起來的嶄新道德，以及不斷開展的群眾性道德建設活動，又反過來為社會的全面發展進步，營造了良好的精神道德環境，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撐和動力。經濟的發展進步和道德的發展進步之間存在的作用和反作用的相輔相成關係，決定了經濟的發展進步，決不可能建立在社會道德總體滑坡的基礎之上。

　　二論：認清道德領域的成績與問題、主流與支流，堅定道德信心

　　《認清道德主流 堅定道德信心——再論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階段道德狀況》一文認為，2011年我國社會出現的一系列道德事件，勾勒出“感動與疼痛並存，譴責與反思交織，憂慮與希望同在”的圖景。從一定意義上説，一個社會真正危險的道德狀況，不是人們對失德現象的義憤，而是對道德滑坡的冷漠。無論是感動還是疼痛、譴責還是反思、憂慮還是希望，都傳遞著社會公眾的善良意識和德性本質，反映出幹部群眾的道德自省和道德願景，也充分證明我國社會的主流道德觀念、主流道德行為和主流道德輿論的積極、進步、向善。

　　文章認為，評價道德發展的問題與成績，與評價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和面臨的問題具有相當的同一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的奇跡，其巨大成就得到人們的高度認同，然而，一些矛盾和問題也日益凸顯。但這些，都不能影響人們對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評價，中國的發展成就，沒有人敢否認，也否認不了。問題確實不少，成績更加巨大，這正是中國的實際國情，是中國發展進步的主流態勢。對道德領域的形勢也應該作這樣的評估。可以認真地梳理和比較一下，30多年來，伴隨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和公民思想道德素質的提高，在人的利益、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個性、人的權利等問題上，有了多麼巨大的變革和進步；改革開放意識、競爭進取意識、自由民主意識、公平正義意識、和諧包容意識、生態環保意識，有了多麼巨大的轉變和創新；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以及經濟道德、政治道德、公共道德、生態道德等各個領域的道德建設，又有了多麼巨大的改進和提升！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肯定，中國道德的發展進步在總體上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和歷史成就同向，與中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進步同向，與中國人素質的全面提升同向。

　　文章説，在當前中國社會道德領域，一些時段、一些領域、一些人群的局部道德滑坡是客觀存在的現象，有些道德問題還相當突出。但無論怎樣高估問題的嚴重性，失德現象仍屬支流，社會道德積極、進步、向善的主流地位無可撼動。

　　以腐敗問題為例。一方面，在一些地方、部門和單位，在少數黨員幹部身上，風氣的敗壞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另一方面，從中央到地方，從高層到基層，許許多多的黨員幹部銳意改革，勇於探索，致力發展，開拓進取，帶領群眾幹事創業，不斷開創工作的新局面；許許多多的黨員幹部忠於職守，敬業奉獻，不計報酬，不辱使命，在自己的崗位上建功立業；許許多多的黨員幹部舍小家，顧大家，沒有節假日，沒有星期天，負重前行，超負荷工作，甚至犧牲了健康和生命；許許多多的黨員幹部嚴格自律，清正廉潔，用一身正氣堅守著黨性，保持著共産黨人的本色。在抗洪搶險、抗震救災的第一線，在抗擊非典、防控疫情的鬥爭中，在關鍵時刻和危難關頭，總是我們的黨員幹部挺身而出，衝鋒在前，捨生忘死，慷慨赴義。如果不是這樣，如果沒有一大批這樣的黨員幹部，如果沒有一大批這樣的中堅和骨幹在團結帶領群眾奮鬥，我們的黨和政府就不可能成功推進並駕馭這30多年來波瀾壯闊的大變革，我們的國家就不可能有這30多年來突飛猛進、舉世驚嘆的發展和進步。

　　以誠信問題為例。一方面，商業欺詐等現象屢禁不止，假冒偽劣産品層出不窮。食品安全問題尤為突出，毒奶粉、地溝油、瘦肉精，等等，讓一些群眾發出了“還能放心吃什麼”的責問。另一方面，絕大多數的企業和商家是好的，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商家把誠信當作自己的生命和無形資産。如果不是這樣，中國就不可能成為世界製造業大國，中國商品就不可能涌向世界每個角落，成為西方發達國家也離不開的從主要日用品到高端電子産品的供應基地。從出口商品看，2009年和2010年，經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檢測的中國出口貨物不合格率分別為0.15%和0.14%。2010年，中國出口美國的食品合格率達99.53%；出口歐盟的食品合格率達99.78%；出口日本的食品合格率也達到99.74%，高於同期來自美國和歐盟進口食品的抽檢合格率。從國內商品看，近年來，在衛生部每年進行的抽檢中，食品的合格率都在90%以上，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合格率更達95%以上。與飲食質量密切相關的是，中國人的預期壽命越來越長，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從改革開放初期的68歲提高到73.5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國少年兒童的生長髮育狀況也越來越好。這表明，食品質量的提高和安全保障，功不可沒。

　　以公德問題為例。一方面，扶貧濟困、見義勇為的傳統美德遇到了新情況、新挑戰，一個“小悅悅”事件，似乎顛覆了不少國人的道德觀念，要不要救助不相識的人，成為一些人心中糾結不清的問題。另一方面，勇敢徒手接住墜樓女童的杭州“最美媽媽”吳菊萍，以德報德、堅決拒收上萬元補償金的合肥兩位農婦，在看到孩子躺在馬路上抽動的那一刻“只想著救人”的陳賢妹，這一個個平凡的道德模範，這些在中國大地上天天都會出現的義舉，為中國社會牢牢地支撐起扶危濟困、見義勇為的道德藍天。這些年，每遇大災大難，中國社會都會出現“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感天動地的場面。蔚為壯觀的志願者隊伍，已成為今天中國社會一道真善美的風景線。為北京奧運會服務的志願者就達170萬，是奧運史上志願者最多的一屆。據團中央志願者工作部2005年的不完全統計，全國有260萬個學雷鋒小組，學雷鋒志願者超過3000萬人；全國已建立了43萬個志願者組織，常年開展活動的志願者超過6000萬人，註冊的志願者達2000多萬人。志願者如同一面鏡子，折射出中國社會大多數人對社會的責任感和赤誠心，折射出中國社會道德狀況的主流。

　　三論：正視社會轉型大背景下的道德發展變化，動員起全社會的力量，共建我們的道德家園

　　《正視道德問題 加強道德建設——三論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階段道德狀況》一文認為，當今中國社會存在的道德問題，是在社會轉型大背景下發生的，具有鮮明的社會轉型期特徵。毫無疑問，道德問題的主觀成因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説：“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係、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這難道需要經過深思才能了解嗎？”在人類歷史的本源意義上，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而不是相反。因此，分析道德問題的客觀成因，對於我們加強道德建設、治理道德問題，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

　　為什麼官員腐敗問題易發多發？文章分析説，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圍繞配置資源的權力展開的尋租博弈，是當前我國腐敗現象的基本特徵。而所謂尋租，最直接的表象，就是權錢交易。這樣的尋租或權錢交易現象，在計劃經濟時代是很難發生的。在計劃經濟時代，社會的經濟結構簡單、利益主體單一，全國的企業就像一個個生産車間，生産什麼、生産多少，産品如何銷售、利潤如何分配、工資如何確定，等等，並不由企業自己決定，生産要素的配置主要是政府主管部門按照計劃指令執行。在這樣的經濟社會環境中，政府官員和企業負責人缺乏尋租的根據，也難有尋租的可能，各級政府對計劃執行情況的監督管制是簡便而高效的。

　　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後，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社會的經濟結構日益複雜化，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不同所有制企業所形成的不同市場主體，在生産、交換、分配、消費全流程展開競爭，其激烈程度，被形容為“市場如戰場”。由於轉型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存在著諸多的不健全不完善，給權力與市場之間留下了許多空隙，權力可以通過這些空隙進入市場，金錢也可以通過這些空隙獲得權力。正是所謂的“審批經濟”，導致在一些時段、一些領域和一些人群中，權力尋租和權錢交易現象突出。該由政府管的，一些職能部門不作為，有權不用；不該由政府管的，一些職能部門亂作為，有權亂用。這些不作為和亂作為反映的正是制度上的缺陷，它為權力尋租和權錢交易，為一些失德的官員提供了貪污腐敗的客觀條件。如鄧小平同志所説，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為什麼商業誠信缺失問題易發多發？文章分析認為，這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活動的複雜性大大提升，生産、流通、消費時間延長、環節增多、層次疊加等密切相關。在自然經濟和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生産、交換、消費是在一種簡單狀態下進行的，生産的産品以單一的農産品和品種有限的工業製成品為主；交換的手段要麼是直接的以物易物，要麼是即時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消費的物品是人們可以直接判定成分質量的産品。在這樣的經濟活動條件下，即便是惡意欺詐也很難得逞，因為每一個交易人都是有效的誠信監督者。簡單的經濟活動，造就了直接的信用監督機制和純樸的誠信道德。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産、交換、消費的情形發生了根本變化。從生産環節看，人們原來直接從田地裏收穫食用的莊稼，現在往往只是現代化大工廠流水線上的原材料，食品加工業産出的商品五花八門，把超市的貨架擺得琳瑯滿目。從交換環節看，原來直接的以物易物和即時交易行為，被越來越多的間接訂貨方式所替代，支票結算、信用卡結算成為基本的結賬方式，期貨交易、網絡交易等成為新型的時空分離的交易方式。從消費環節看，過去，食品從田間到餐桌只有一步之遙；現在，不僅糧食蔬菜水果的生産可能被施以各種化肥和農藥，而且還要經過複雜的加工環節，消費者個人很難有能力檢測餐桌上的食物是否“綠色”和“有機”，更檢測不出“地溝油”和“瘦肉精”。在這樣複雜的經濟活動中，可以制假販假的鏈條全方位延伸，誠信缺失的風險空前放大，信用監督的職責，根本無法由交易的當事者獨立完成，更不可能由消費者個人獨自擔當。在一定意義上説，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沒有信用體系，就沒有市場經濟；信用體系有多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就有多完善。而建立、完善和維護信用體系，不僅需要有專門的監管機構，還需要統籌很多部門，共建共享質量信用信息平臺，以有效防範和懲處誠信缺失者。顯然，這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的投入，還需要足夠的時間。事實上，世界上所有的市場經濟國家都面臨商業誠信缺失問題的困擾。西方發達國家建立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已有一二百年的歷史，但嚴重的商業欺詐事件仍然層出不窮。從美國安然公司、安達信會計事務所的假賬醜聞，到震驚世界的麥道夫詐騙案，這一系列惡性案例表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信用制度遠非完美無缺。

　　為什麼公德失范問題易發多發？文章分析説，一些社會成員的公德失范，深層次的原因，是中國社會正在經歷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的轉型，以往調節“熟人社會”的道德機制受到削弱，而調節“陌生人社會”的道德機制尚在建立和完善之中。

　　在“熟人社會”，人們對自己的處境是比較了解和信任的，在作道德選擇時，道德價值觀不會出現大的混亂，比較容易擁有道德自信和勇氣；而在“陌生人社會”，人們往往需要對新的道德處境進行分析判斷，對陌生環境和陌生人容易産生不信任感，在作道德選擇時，自信心和勇氣都可能大打折扣。有一種現象很值得研究：當前中國社會的公德失范現象，絕大多數不是發生在“熟人”之間，而是發生在“陌生人”之間；人們照樣會為親朋好友“兩肋插刀”，但面對陷入困境的“陌生人”，往往退避三舍。因此，不能簡單地説當前中國人的社會公德水平普遍滑坡了，而更應該説，一些國人在從“熟人社會”走向“陌生人社會”的過程中，道德價值觀産生了糾結，陷入了道德選擇的困惑。還有一種現象也值得研究：中國的“80後”、“90後”及現在的中小學生遵守社會公德的情況，總體上似乎要好于更年長的人。他們更快地適應著“陌生人社會”的公德規範——不隨地吐痰、不亂扔垃圾、垃圾分類、過馬路走斑馬線、在公交車上主動讓座、在公共場所不大聲喧嘩、在滾動電梯上靠右站、遵守銀行和郵局的一米線規則——這些“小節”的變化，反映的正是中國道德進步的大趨勢。

　　文章指出，在對各種失德現象同聲譴責的批評聲中，我們聽到的是對加強道德建設、改善道德環境、治理道德領域突出問題的強烈呼喚。對道德問題，既要回答“怎麼看”，更要思考“怎麼辦”。

　　文章強調，加強道德建設，要在思想上提高覺悟，在行動上加大力度。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就告誡全黨：“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有成績，形勢喜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成功。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麼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我們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之初，江澤民同志就嚴肅指出：“如何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積極作用，同時有效地防止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滋長蔓延，幫助人們樹立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風尚，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課題。”黨的十六大以來，思想道德建設的力度進一步加大。在分析腐敗的思想道德根源時，胡錦濤同志指出：“一些人認為道德修養方面的問題是‘細節問題’，沒有必要在這個問題上小題大做。這種認識是十分錯誤的、有害的。‘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從近年來查處的領導幹部違紀違法案件看，腐敗分子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大都是從道德品質上出問題開始的。”他強調，一定要把加強黨員、幹部的道德修養作為反腐倡廉抓源頭的一個重點。他向全黨和全社會提出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作為社會主義道德的根本要求。

　　文章説，國際國內的教訓一再證明，道德敗壞了，一定會反過來損害經濟社會的發展。一個“三鹿奶粉”事件，不僅徹底毀掉了一個著名的企業，而且傷害了全行業，傷害了相關地區，甚至傷害了國家形象。這樣的教訓，可以促使人們進一步認清新形勢下加強道德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正視和治理各類道德問題，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就是要在思想上進一步覺醒起來，決不能對道德建設有絲毫的輕視和懈怠；就是要在行動上進一步加大力度，決不能説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沒有道德領域的進步和發展，就不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在道德建設上，要做實功而不要務虛名，要日積月累而不能急功近利。

　　文章強調，加強道德建設，要讓法制建設成為道德建設的堅強後盾。道德的後盾在法律，道德的底線在法律。使法治和德治緊密結合、相輔相成，是加強道德建設、有效治理道德問題的根本途徑。道德主要依靠良心的自覺發揮作用。人的良心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從根本上説，良心就是內化的社會道德規範。在這個過程中，符合社會道德規範的言行會受到肯定和獎勵，違反社會道德規範的言行會受到否定和相應程度的懲罰，人們在激勵與約束相輔相成的機制中經受著道德磨練。道德良心既是“獎勵”出來的，也是“懲罰”出來的。人們往往只看到發達國家公共秩序良好的一面，卻忽略了發達國家社會公德背後的法律支撐，當闖紅燈、亂停車、隨地吐痰等輕微違法行為的代價都高昂到承受不起時，人們自然就會變得更加“有道德”。中國自從實行“醉駕入刑”以來，酒後駕車的人數陡然下降。這是道德覺悟提高了，還是懲戒機制奏效了？答案顯然是：雙贏！治亂當用重典，治理當前的道德突出問題，必須更加重視發揮法治的作用。

　　文章強調，加強道德建設，要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從小事做起。加強道德建設，治理道德問題，是一項全民共建共享的民心工程，需要全社會共同擔當。每一位公民都應該成為道德建設的參與者，而不能只當旁觀者；都應該成為良善道德環境的維護者，而不能只當享受者；都應該成為躬身行德的實踐者，而不能只當評頭論足的“批評家”。強調道德建設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從小事做起，就是強調道德建設人人可為、時時可為、處處可為、事事可為。每個公民都負有道德建設的責任，都是道德建設的主體；道德建設的成就人人有一份功勞，道德領域的問題人人有一份責任。一滴水能夠反映太陽的光輝，一個人的德行能夠折射整個社會的道德風貌。“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是我們理想的道德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