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網，作者：咼中校 吳驍，原題：《作為武漢大學三劍客之一的吳于廑先生》

    在姚梅鎮先生仙逝前後，武大歷史系的吳于廑和唐長孺兩位先生先後於1993年4月和1994年10月去世。吳于廑先生是我國世界史學科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也是當年的武大“哈佛三劍客”之一，而唐長孺先生則是近年來史學界繼陳寅恪先生之後最富影響力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專家。他們坐鎮武大歷史系的那些年，是武大的歷史學科在歷史上最繁盛的時期之一，號稱“吳唐時代”。

    吳于廑先生原名吳保安，安徽休寧人，1913年出生於江蘇寶應，早年家境貧寒，沒有受過完整的中學教育，後來因獲獎學金才得以升入東吳大學，1935年大學畢業。抗戰爆發後，吳于廑輾轉流離至昆明，經朋友介紹，見到了時任西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兼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的陳序經教授。陳先生與他只談了一個小時的話，就發現他才思敏捷，卓爾不群，當即決定他免試入學，作南開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生。在兩年多的時間裏，吳于廑廣泛研讀了經濟史和西方各派經濟學代表人物的原著。這種跨學科的鑽研使他的學術視野更加開闊，功底更加堅實。1940年8月，停頓了數年之久的清華庚款公費留美考試又重新舉行，共招取16名（外加林森獎學金1名），每個學科1名，其中絕大多數為理工科，而文科只有2名，即經濟史和工商管理各1名；1941年4月發榜，“吳保安（經濟史）”赫然在列。吳于廑以“特優成績”考取了清華大學第五屆留美公費生，入哈佛大學文理科研究院深造，1944和1946年在哈佛大學先後獲文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此時，吳于廑先生已初步成長為一位學識淵博、融貫中西的學者，他的同窗好友、著名美籍華人學者楊聯陞，曾以一首歸國詩相贈：“思能通貫學能副，舌有風雷筆有神，同輩賢豪雖不少，如君才調恐無倫。”

    1947年，吳于廑先生應武大周鯁生校長的邀請，毅然放棄了在美國的優厚待遇，懷著滿腔的愛國熱情，回國來到武漢大學歷史系任教，並擔任系主任之職。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吳老把自己的卓越才能全部獻給了武漢大學，使武大在世界史這一學科領域裏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地位；幾十年來，他與另一位史學巨擘唐長孺先生並肩戰鬥，奮鬥不已，在世界史和中國古代史領域裏各自熠熠生輝，從而共同開創了武大歷史系的“吳唐時代”。

    50年代，吳于廑致力於世界上古中古史的研究，先後發表了一系列具有獨到見解的研究成果。60年代，又與週一良共同主編了我國第一部前所未有的大型世界通史教材，正式建立起我國的世界史學科，週一良先生後來回憶説：“全書論點之商榷，資料之核實，文字之打磨，以于廑同志出力為多。”但是，吳老從不滿足於自己的成就，而是不斷地超越自己。在1979年主持了世界歷史教材之後，他寫給老友週一良一首詩：“楓葉驚秋又一年，京華回首勝遊仙。金甍玉砌長安道，紫苑紅旗萬里天。臨老著書知不足，平生讀史嘆無邊。解牛待有操刀手，佇看新編覆舊編。”正是這種“知不足”的謙和與“嘆無邊”的困惑，激勵著這位碩學方家繼續勇攀世界史新的學術高峰。

    和韓德培先生一樣，吳于廑先生一生中最寶貴的金色年華也是在極“左”年代度過的，雖沒有受到像韓先生那樣被劃為右派的不幸遭遇，但在當時那種混亂的社會狀況、淡薄的學術氛圍和惡劣的研究條件（如資金薄弱、文獻資料極度匱乏等）下，雖竭盡全力辛勤工作，卻依舊無可盡才，年華空逝，最後，只能對自己“研究難以精專”、“想做的事忽忽無成，少可記述”這種“難以彌補的不足之憾”徒呼奈何了！然而，在我們國家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之後，已逾耳順之年的吳先生，還是以病弱、年邁之軀，舍命拼搏十余載，完成了更多大放異彩的史學名篇，極大地超越了自己過去的學術成就。從70年代起，吳老開始將主要精力用於研究和探索我國世界史學科獨立發展的道路，相繼發表了《世界歷史上的遊牧世界與農耕世界》、《世界歷史上的農本與重商》、《歷史上農耕世界對工業世界的孕育》、《亞歐大陸傳統農耕世界不同國家在新興工業世界衝擊下的反應》等一系列論文，以及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卷》所撰寫的概觀性條目“世界歷史”等，系統地闡述了他醞釀已久的整體世界史觀和據此構築的世界史著作體系，這是他對我國的世界史學科所作出的最為寶貴和突出的貢獻。他的這些宏篇巨論在我國世界史學界引起了強烈共鳴，被譽為“世界歷史新理論在我國興起”，其學術見解傳到國外，也受到了一些學者的重視與肯定。1988年，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研究員李來福從遙遠的北歐來華考察中國的世界史學科狀況，同我國史學工作者廣泛接觸，並專程來武漢拜訪吳于廑先生，1989年回國後在該校《文學與歷史》雜誌上發表專文，重點向西方史學界介紹了吳先生的整體世界史觀。

    吳老的學術成就，世所公認。《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卷》共列舉了八位中國的世界歷史學家，吳于廑先生赫然在列（武大另有楊人楩、雷海宗二位校友入圍，八位大家中就有三位是武大校友，這是武大世界史學科的驕傲）。1993年4月6日，吳老迎來了他的八十壽辰，我國史學界部分世界史專家雲集珞珈山，舉行了“世界史學科建設與世界史觀學術研討會”。與會專家高度評價了吳老在世界史領域裏的辛勤勞作、開拓精神和重要貢獻。那段時間裏，吳老仍在為自己以高齡抱病之身與齊世榮先生共同主編的新的世界史教材的編撰工作而殫精竭慮。研討會結束的次日，4月9日，吳老又去主持這部教材的編務會議，在發言時突然發病，搶救無效，不幸逝世。後來，香港《新晚報》對他進行了高度評價，認為他不僅主編出版了“歷時三十年而不衰，累計發行四十余萬冊”的世界歷史系列教材，而且“撥開了長期以來研究世界史的迷霧”，“清晰地表述”了“世界史新觀念”，使我國的“世界史研究進入獨立思考階段”，“稱得上世界史學科的一代宗師”。

    吳老去世後，家人在他床上發現了一張小紙片，上書：“一直寫到大同國”。這位1979年正式加入中國共産黨的九三學社老社員，一生中追求真理，追求進步，以強烈的愛國情操和崇高的政治理想來激勵自己的學術研究，到了人生的最後關頭，是抱著堅定的共産主義信念辭世的。吳老80年代的系列論文，運用自己所創立的整體世界史觀，對從遠古直至19世紀的整個人類歷史進程進行了一番宏觀勾勒和深刻論述，作于1992年夏秋之交的那篇《亞歐大陸傳統農耕世界不同國家在新興工業世界衝擊下的反應》，是他的“謝世之作”。“一直寫到大同國”，説明吳老還想將他的系列論文繼續寫下去，從19世紀延伸至20世紀，直到展望人類大同的那一天。對於人類歷史發展的未來走向，吳老肯定還會有非常精彩的演繹和闡述。只可惜，他深邃的思想卻連同他本人一道作古了。吳于廑先生的突然去世，是武大歷史系乃至全國史學界不可估量的損失。如今，看到四十年代武大“哈佛三劍客”中的另外二老相繼度過九十大壽，我們只能為吳老感到深深的惋惜……

    吳老和唐老的學術成就，非我所能盡述。每每閱其著作，感受到的不是歷史的沉重，而是思想的沉甸，光這一點，就已對我們這些後學者們産生了潛移默化的深遠影響。記得當年唐老仙逝之際，歷史系一位年輕老師曾嘆言：唐長孺的去世，標誌著武大歷史系“吳唐時代”的結束。難道，這便是武大的歷史學乃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從此後繼無人、走向衰落的一個註釋？

    如今，武大歷史系正遭遇著“後吳唐時代”的寒冬，前進的步履顯得沉滯而遲緩，這便是兩位大師逝世後所形成的巨大空白所致。不過我相信，對於任何學科而言，一時的衰退都是正常的，低潮也是難免的，但只要自由競爭的風氣在，自強不息的精神在，未來便還有希望，對此，我們理應有“風物長宜放眼量”的豁達胸襟與樂觀心態，又何必偏執于一個個的“時代”之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