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著天氣好，得趕緊做育秧的準備了。”一臉黝黑的章彬斌站在田間，雙手還沾滿黃泥巴。

　　章彬斌，1983年出生，浙江台州市黃岩區人，目前在黃岩和湖北、安徽承包6000多畝土地種植水稻，去年僅向國家交售的糧食就超過130萬斤。而在此前，章彬斌是黃岩院橋土管所的一名工作人員。

　　“捨棄機關走向田間，完全是受惠農政策吸引的結果。”章彬斌2005年大學畢業，擁有法律和經濟管理雙學位的他進了黃岩院橋土管所，這是一份令人羨慕的工作，還是公務員編制。但章彬斌説，這不是他喜歡的工作。

　　2009年1月，中央1號文件《促進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的若干意見》的出臺，燃起了章彬斌創業的激情。就在這一年，他辭去土管所工作，貸款19萬元，承包168畝土地，成了與父親一樣的農民。

　　回到田間的章彬斌明白，父輩傳統的耕作方式已無法適應現代生活方式，現代農業需要走的是現代化、規模化經營之路。因此，章彬斌一開始就買來農業機械，採用機械化生産，搞規模經營。他還買來農業方面的書籍自學，遇到問題也不像父輩那樣憑經驗找答案，而是上網求助，遇到難治的病蟲害，則把秧苗帶回家，通過攝像頭讓市裏的農業專家現場視頻解答。他還時刻關注著網上發佈的最新信息。

　　付出得到了回報。當年，章彬斌所種水稻的畝産就比父親種的田翻了一倍，凈賺30多萬元。

　　第二年，他的水稻種植面積擴大到300多畝，第三年擴大到600多畝，水稻生産也實現了從育秧、插秧、病蟲害防治、施肥，到收割、烘乾的全程機械化。

　　在章彬斌看來，種糧應該能致富，這除了時代進步、農業科技水平提高等因素，“還因為國家農業政策的‘給力’”。

　　章彬斌給記者細算了一筆賬：早稻的每畝生産成本包括土地承包費、種子、農藥、化肥、人工等在950元左右，畝收入1050元，每畝凈收入100元；但政府補貼這一塊，國家加上省、市、區裏每畝就有580元，因此算上補貼這一塊，年收入四五十萬元不成問題。

　　“如果沒有政府的補貼支持，種糧並不是性價比高的行業。”章彬斌説，收割最忙的時候，白天忙排工，晚上自己操作機器，一個星期才睡13個小時。

　　“除了辛苦，目前農業還是個靠天吃飯的行業，風險不可控。”章彬斌説，2010年育秧季節，因為一個寒流，他育好的6畝秧苗只剩下一畝可用，“不得已只能改為直播，誤了季節，影響了産量。”而到了收割季節，收割前3天的一場大雨，350畝早稻被淹，損失20多萬元，“雖然有了農業保險，但只獲賠5萬元。”

　　章彬斌碰到的另一個難題是資金。目前，章彬斌的投入已有150多萬元，但大多是親戚朋友的借款，“因為怕有風險，銀行不給貸款”。

　　章彬斌很想建一個智慧化的育秧大棚、一個烘乾中心，估計共需投入200萬元，但還有50萬元的缺口。為此，章彬斌跑遍當地的幾家銀行，但沒有一家答應。

　　儘管如此，章彬斌依然看好糧食種植的前途。幾年的磨煉，章彬斌已成了維修農機的行家裏手。而2010年的那兩次遭遇，讓章彬斌體會到，要化解農業風險，一靠擴大種植規模，二要探索新型的種植模式。

　　去年，章彬斌試著引來山上的水，不用農藥不施肥，靠防蟲網和殺蟲燈，試種了30畝原生態水稻，儘管畝産只有200公斤，但這種原生態大米尚未收割就被訂購一空，還賣出了160元一公斤的高價。

　　這讓章彬斌看到了生態農業的巨大前景。他計劃建立從水稻種植到經濟作物再到畜牧養殖的循環農業産業鏈，並創立自己的品牌。今年他承包的土地已擴大到6000多畝。

　　“在希望的田野上，年輕人的身影似乎在遠去。”章彬斌説，在台州，能像自己這樣以農業勞動為職業的年輕人屈指可數。他希望能有更多的農業優惠貸款和更完善的惠農服務，讓年輕人都能在田野上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