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107條泥石流溝渠的小江集水面積僅為金沙江流域的17.1%，但其輸沙量卻佔整個金沙江流域輸沙量的68.5%。

　　張文淩攝

　　又一年乾旱的來臨，使昆明市東川區的林業再次面臨嚴峻考驗。

　　3月14日，中國青年報記者站在東川巨大的泥石流河床上，枯熱的河谷風裹挾著灰色的泥沙撲面而來，讓人站不住腳也睜不開眼。河床兩邊的大山，大部分都是焦黃的土地，看不到春天的綠色。東川區林業局給記者一組數據，截至目前，東川區3年荒山造林的38.6萬畝中，受災面積達33.26萬畝，其中已經成災22.47萬畝，損失10.79萬畝，佔造林總面積的27.95%。

　　連續3年的乾旱，使東川林業遭受重創，這對一個生態極其脆弱的地區，無疑于傷筋動骨。

　　10多年來，把“治理小江就是保衛長江”作為誓言的東川，在捉襟見肘中苦苦承擔著長江上遊繁重的生態修復和建設，但是年年辛苦種樹，森林覆蓋率卻只有20.8%，為雲南省最低，一個生態脆弱地區的林業因何如此尷尬？

　　林業水利工程設施嚴重不配套

　　穿東川而過的小江，是金沙江的一條支流，但現在的小江已經沒有了“烏蒙磅薄走泥丸，金沙水拍雲崖暖”的氣勢，大量的泥沙石礫佔據了河床，河窄得像一條溝。當地村民告訴記者，小江幹熱河谷區域內，每年的降雨量只有700～800毫米，但蒸發量卻是降雨量的6倍，有的特殊區域蒸發量高達30多倍。公路沿線眼睛所能看到的海拔1600米以下的山上難見綠色。

　　東川的困境與其境內豐富的銅礦儲量有關。

　　東川有2000多年銅礦開採歷史，清乾隆至咸豐年間年産粗銅達8125噸，有礦工10余萬人。據史料記載，清朝的錢幣70%是用東川銅鑄的，東川銅在我國制幣以及製造業中有著特殊地位。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把東川銅礦列為“一五”期間全國156個重點建設項目之一。東川為國家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由於長年用木炭冶煉銅錠和鑄造錢幣，致使東川森林不復存在，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馬踏露銅”的最終結果是使東川擁有了最為殘酷的自然景觀：全世界最大的泥石流自然博物館。每年幾十次勢如破竹的泥石流暴發，讓東川“山河破碎”：全區水土流失面積高達1309平方公里，佔國土面積的70%，比全國平均水平高33%。至2011年，東川有地質災害點401個，其中滑坡249個，泥石流113個，這些地質災害點分佈在全區8個鄉鎮，威脅著32018人，潛在經濟損失達193592萬元。全球最大的泥石流衝擊扇——“蔣家溝泥石流”平均每年發生泥石流15場左右，最多的一年達28場。據統計，自2000年以來，東川地區泥石流和山體滑坡災害已造成200多人死亡。

　　恢復生態成為東川最現實的需求和最根本的發展基礎，但在東川，植樹造林卻碰上了最不適宜植樹造林的條件：土層瘠薄，石礫裸露，大部分宜林地成為沙化、石漠化、泥石流滑坡區，不僅年蒸發量大，且連年乾旱缺水。

　　在烏龍鎮馬店村，中國青年報記者看見53歲的村民張天相正從兩公里以外的山裏背回一大塑料桶水，澆灌家裏的120多棵核桃樹，而一桶水只能澆兩三棵樹，如果一天來回10趟，也要4天才能澆完所有的樹苗。即使這樣，也不能保證所有的樹苗全部成活下來。

　　今年，東川阿旺鎮、烏龍鎮和銅都街道辦事處3個鄉鎮的荒坡上種下10.5萬畝核桃。隨著旱情的加重，東川區啟動了抗旱應急預案，除保證人畜飲水外，也儘量通過送水車保證農業和林業生産，而一些無法顧及的山區，只能靠村民背水保苗，用幾個小瓶和薄膜來保水。

　　“相比于農業生産的基礎設施，林業生産必備的基礎設施建設嚴重不配套，基本無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使得造林成效不高。”東川區林業局副局長徐昌鳳説，1999年實施的天然林保護工程，雖然要求在治理方式上採取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結合、以生物措施為主的方式進行治理，但現實中的造林設計往往只注重生物措施，卻沒有配套的水利工程措施，對林業來説，“有水才有林”。

　　“有山無人經營，有人無山經營”

　　位於海拔2500米山谷中的汪家箐村，是一個令遊人“驚艷”的地方。

　　這個古老的村寨至今石片為瓦、石塊作墻，“一間間青石板房錯落有致地分佈在山坡上”。然而這一在旅遊者眼中極具美學價值的村寨，卻是一個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的貧苦高寒山村。

　　過去，汪家箐的水土流失威脅了山下的村寨，汪家箐成為重點治理地區，銅都街道辦事處箐口村退耕還林的600畝地中，汪家箐就有300畝。現在，全村129戶400多人僅有山地30畝，人均兩分多。人多地少，使村裏300多壯勞力不得不外出打工。留守家中的老人、婦女和孩子在節衣縮食中，靠30畝地裏的洋芋、紅薯、蘿蔔過著幾乎是與世隔絕的生活。用紅布裹著喇叭、高聲放著流行歌曲的微型“流動貨車”，時不時蹣跚地爬上山來送貨到村，讓石屋村的村民們賒賬購物，等打工的男人寄回了錢再一併結賬。

　　1999年以來，汪家箐的退耕還林取得了很大成效，村後面山坡上的林木長得鬱鬱蔥蔥。但是按照規定，退耕還林樹木成活後，每年每畝給予260元的補助，持續8年。但8年後每畝每年的補助減少一半，即130元，這讓村民深感不安。“年輕時可以出去打工，老了以後回來怎麼辦？”

　　林業和農業、畜牧業本是唇齒相依，但為恢復生態，林業和農業、畜牧業卻變得相互掣肘。

　　50歲的董興柏在東川板河坡種樹護林20多年，板河坡的樹種了死，死了種，4次造林才保住了1000多畝林地。董興柏住在板河坡對面一間自建的水泥屋裏，每天他都要用望遠鏡觀察坡上是否有牛羊來吃新種的樹苗。“林業就是三分種，七分管。”董興柏説。

　　而農民卻最怕這個“管”。

　　箐口村的一位村幹部説，他們村大部分山地被劃入天保區（天然林保護區）後，農民的牛羊無法放牧，圈養起來，因耕地有限，作物秸稈少，使得青貯飼料很少，畜牧業萎縮，農民失去了一項重要的經濟來源。

　　徐昌鳳不無擔憂地説，天保工程的實施方案重心放在了森工企業的體制改革、公益林的營造、天然林的禁採和森林管護等方面，但對木材停伐減産後，如何發展新的替代産業、擺脫禁伐和減産帶來的困難，卻沒有相應規劃和政策扶持，農民的生存問題凸顯出來。

　　“東川有80%的林地被劃為公益林，但由於林地沒有像土地那樣‘地有其主’，造成‘有山無人經營、有人無山經營’的現象。”徐昌鳳説。

　　比如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劃分，同一個村，農戶們地連地，但只要被劃為公益林，這家的農戶就必須管護，而劃為商品林的，那家的農戶就可以自由買賣；雖然公益林發揮的生態功能超過商品林，但按照國家規定，劃為公益林的森林只有補償收入，比肩而居的農戶與農戶之間享受的政策卻大不一樣。

　　“當被劃作公益林不許私人砍伐和買賣的時候，其實已將私人物品看作了公共物品。政府在把農民的私人物品變為公共産品時，應該對此作出合理的經濟補償，通過生態林的建設評價，制定一個合理的回購價格，或是以生態環境改善後的成本節約額及林木經濟價值為依據，對造林者進行經濟補償，使他們的經濟利益得到保障。”徐昌鳳説。

　　造林補助標準十餘年不變

　　阿旺鎮安樂村46歲的劉順倉自2008年一次冒雨搶種樹苗後，就得了個怪病，每到7月就會患上重感冒。

　　劉順倉的生活重心就是種樹。12年來，他走過東川超過90%的山，承包荒山造林及管護工程近16萬畝，栽種苗木500余萬株，目前成林的兩萬餘畝。去年6月，劉順倉在蛤蟆山種了5000畝桉樹、相思樹和黑金樹等10多種樹，但剛長出來的樹苗卻因天旱被蝗蟲啃死了2/3，到現在已經是第三次補種了。

　　“在東川，想把樹種活太難了！”劉順倉説。

　　這幾乎是東川所有種樹人的感慨，這個難，一是乾旱缺水，二是山高坡陡。

　　東川地處雲貴高原北部，境內山高谷深，地勢陡峻，最高海拔4344．1米，最低海拔僅695米。每年雨季來臨時，都是搶種樹苗的時候。農民們清晨6:30分出門，來到山腳，山坡近90度，“抬頭看看都會頭昏”，農民背起鋤頭和二三十棵樹苗，冒著大雨往上爬，這種山基本沒路，一些地方僅有雙腳寬，他們的鞋子很快就被泥巴糊住。爬到預先挖好坑的山腰，種完一批，再返回山腳，再背一筐樹苗上去，一天四五趟。中午，找個能躲雨的地方，吃點自己帶的冷飯。

　　“東川的山又高又陡，光溜溜的連個手抓的地方都沒有，我們上山驗收樹苗，都是揪住能揪的草手腳並用，爬的時候還不敢往下看。”林業局的工作人員深知種樹之苦。

　　現在，這麼苦而危險的活很少有農民願意幹。

　　天保工程1999年開始實施，人工造林每畝補助200元（國家投入160元/畝，地方配套40元/畝），後來每畝提高到300元，但是這一根據1997年工資基數測定的補助標準，至今一直沒用改變。近幾年苗木價格大幅上漲，大量勞動力外出打工，找人植樹越來越難，即使找到了，也要按一天50元的工費計算，300元的造林投資標準遠遠不能滿足造林要求。今年東川將種1萬畝新迎合歡樹，每畝投入1000元，當地財政為此要投入1000萬元，這對一個國家級貧困縣是很大的包袱。

　　此外，東川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又長期受乾旱影響的地區，每年新造林地均有不同程度的受損，林業受災後，國家沒有給予相應的救災資金，地方政府又沒有能力投入大量的補植補造工程資金，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天保工程實施的成效，也嚴重制約了生態脆弱地區的生態恢復重建工作。

　　“造林講究因地制宜，但投資和成效檢查卻不講究因地制宜。造林條件好和不好，補償是同一個標準。”徐昌鳳説：“10年前的投資標準長期不變，致使林業的科學發展嚴重滯後，10年來的天保工程建設只是以數量的增加實現了較低水平的生態建設和保護目標，距離國家的生態建設需求差距很大。政府不滿意，社會也不滿意。”

　　雲南省政協委員建議，國家應創辦“生態特區”

　　在東川，“山河破碎”是一種切膚之痛，因此不少東川人都有強烈的種樹情結。

　　人稱“所哥”的李向所，曾是東川區副區長。2003年，時年48歲的李向所退了休，到法窩社木樹朗村承包了600多畝荒灘荒山，立志在這裡為東川人每人種一棵樹，“東川30萬人，我種30萬棵樹，不就把河灘綠化起來了嘛”。人們都説他“傻”，他乾脆把自己的這塊地取名“愚漢農場”，並在到來的那天在泥石流衝擊出的荒灘上種下了3棵榕樹。

　　3月13日，中國青年報記者站在李向所的3棵榕樹下，看到每棵榕樹都獨樹成林，像華蓋一樣遮住了似火的驕陽。

　　9年來，李向所抱著“種10棵樹活一棵”的信念，帶領10多名工人，在600畝山地上種上了幾十種樹木，儘管因為乾旱每年的成活率只有30%，但他從沒有放棄，“見縫插針”地種，“一棵樹一年添10片葉子就沒白幹”。

　　9年後的今天，李向所在東川創造了一個奇跡，600畝林地鬱鬱蔥蔥，治理改造後的河谷荒灘變成了良田，“愚漢農場”也改稱“小李莊”，遠近聞名。

　　但李向所説，“東川生態欠賬多，種樹難，開發難，生態修復不容易，不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的力量能夠改變的，需要全社會關注和參與。”

　　雲南省政協委員、雲南大學生命科學院副院長段昌群説，“長期以來，地處長江、珠江上遊的雲南不遺餘力地進行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為下游地區提供著重要的生態産品。江河下游乃至全社會天經地義地享受著這種生態服務，使用著這種生態價值，但上遊的人群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價值認同和流域關懷。”天保工程的投入在雲南省生態建設的投入中，只佔很少一部分，大部分投入需要雲南地方通過投工投勞、自籌資金來完成。而這些投入主要是作為社會公益事業，直接的經濟收益很少，在帶動地方經濟建設、改善貧困面貌上起的作用往往微不足道。

　　一位林業部門的負責人表示，西部一些貧困和生態脆弱的地區在與發達地區的交往中存在許多不平等問題，國家對貧困地區也有不少經濟欠賬。

　　資料顯示，擁有107條泥石流溝渠的小江集水面積僅為金沙江流域的17.1％，但其輸沙量卻佔整個金沙江流域輸沙量的68.5％，小江流域每年流入金沙江的泥沙達1000多萬噸，已對長江流域生態安全和大型水庫群構成了巨大威脅和現實損害。為此，東川將改善生態環境作為該地區最重要的任務和最大的民生。

　　“生態生産也是一种經濟生産。下游地區的經濟生産和上遊地區的環境生産，相互之間，都具有很高的比較效益，都是無法替代的。”段昌群説，“收益者補償”是國際通行慣例，中下游地區在獲得環境收益時，理應向上遊生物資源保護地區提供經濟補償，生態保護事業應建立在真正的市場機制上，減少國家負擔。

　　段昌群、雷茂生、程達等多名雲南省政協委員認為，國家應該改變發展思路，創辦“生態特區”。在生態特區中，幹部考核實行“GDP豁免”，保護好該地的生態功能才是政績。國家要全方位評估雲南生態資産的價值以及對國家的生態貢獻，給予足額的生態補償，不僅解決上遊區域農民的生存問題，而且可以讓這些農民成為産業工人，他們提供的生態産品越多，獲得的補償越多，工資增長的也越多。

　　“讓承擔生態保護的農民放棄常規生産方式，從生態受益方得到回報，這不是扶貧支持，是為國家培育一支新型的公益性的生態建設力量。”段昌群説。

　　本報昆明3月18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