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春，在田間地頭經常見到這樣的畫面：婦女、老人在揮汗勞作，兒童在旁邊玩耍，或者時不時地幫點忙。

　　這種畫面襯托出的是中國農村的現實，青壯年勞力集體出逃，他們逃離了農村，奔向城市裏的工廠，過著打工生活。在田間地頭，農業生産只好由婦女、兒童、老人組成“雜牌軍”來承擔，80後、90後新生代農民離土地越來越遠，並且普遍缺乏從事農業生産的意願與技能。這一現象已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

　　其中，以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聯誼會理事會會長師昌緒為代表的15位兩院院士聯名向中央決策層提交的關於解決“三農”問題的三點建議尤為令人矚目。這15位兩院院士指出，若不從戰略上研究並解決新生代農民棄農的問題，人口大國將面臨無人願種地的境地。

　　這也是近日在江蘇召開的全國現代職業農民教育戰略研討會的中心議題。

　　無人種地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農村勞動力特別是青壯年勞動力大量轉移到非農産業，新生代農民棄農現象日趨突出，農業勞動力短缺問題日益嚴重。

　　據統計，我國第一産業從業人員佔社會從業人員比重已下降到38.1%，佔鄉村就業人員比重下降到63.4%，農業從業人員數量銳減、老齡化趨勢嚴重，農業生産後繼乏人的格局正在加劇。

　　在中西部的一些農村地區，80%的農民都是50～70歲的老人，他們既不懂現代農業技術，又因年齡過大而無力耕作，使得更多的土地被荒廢。

　　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的結果更加顯示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截至2006年年末，全國農業從業人員中，20歲以下的佔5.3%，21～30歲的佔14.9%，50歲以上的佔32.5%。在一些工業化、城鎮化先發地區，農業從業人員老齡化問題更為嚴重。以浙江從事農業生産的人口為例，50歲以上的佔到53%，30歲以下的僅佔6%。

　　在校讀書的“90後”，即便是來自農村的學生，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從未將農民作為未來的職業選擇。在外找工作或經商的80後、90後也大部分不願意回到農村務農。

　　從動態方面來看，1996年第一次農業普查時，50歲以上農業從業人員比重僅為18.1%，第二次農業普查時上升至32.5%。10年上升了14.4個百分點。按此趨勢，到2016年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時，我國農業勞動力中50歲以上所佔比重將會超過50%。

　　束懷瑞、汪懋華、沈允鋼等院士説，依據聯合國有關機構確定，45歲及以上的農業勞動力為老年勞動力，這部分勞動力所佔比重超過農業勞動力15%時就可稱之為勞動力的老年型結構。對照這個標準，“誰來種地”、“靠誰來實現農業現代化”等問題實在令人擔憂。

　　來自農業部、中國農業大學、武漢大學的專家認為，我國作為全球人口第一大國，農業生産缺乏穩定的後繼勞動力隊伍，已成為威脅國家糧食安全的嚴重隱患，未來10～20年這一問題將更加突出，甚至可能給世界帶來影響。

　　培養新型職業農民是發達國家的通行做法

　　沈其韓、陳文新、於崇文等院士説，黨中央對“三農”問題和糧食安全問題歷來十分重視，特別是近年來政府加大對“三農”的投入有目共睹，但是實踐證明，“三農”問題非常複雜。除了認識與思想上的保證之外，還要建立真抓實幹的長效機制，把“三農”問題納入法制化軌道。

　　種一年地，不如外出打工一個月，農村留不住青壯年勞動力移遷的腳步。鄭哲敏、俞鴻儒、郭慕孫、翟光明等院士認為，這就極大地挫傷了農民尤其是80後、90後新生代農民從事農業生産的積極性。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要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

　　西歐國家在“二戰”後，因工業高速發展，城鄉差距一度迅速拉大。但這些國家相繼以法律形式明確規定，農業經營者須獲得與其他職業的就業者同等的經濟收入。日本更是汲取了西歐國家的經驗，在工業經濟騰飛之初，即1961年就及時制訂以縮小工農和城鄉差別、實現務農勞動者和其他行業勞動者收入均衡為目標的《農業基本法》，並大力發展鄉村工業等。

　　早在1975年，日本農業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1.7年，大體相當於我國高中畢業程度；荷蘭農民大部分是高級或中等專業農校畢業，且每年還有20%左右的從業農民進入各類職業學校接受繼續教育。

　　可據統計，我國農業勞動力中，初中及以下所佔比重高達95%，高中佔4.1%，大專及以上僅佔0.2%，農業技能人才的嚴重不足將對新農村建設帶來嚴重後果。梁思禮、黃祖洽、童志鵬、戴元本等院士認為，國家在繼續大力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同時，應高度關注農業生産後繼乏人的問題。

　　要大力發展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

　　農民一直沒被當做城裏人來善待。農村的水利、垃圾、用電、上網、醫療等問題幾乎沒有人管。國家急需償還過去對“三農”教育的歷史欠債，建立一種農民補償教育機制，培養職業農民或種植、養殖專業戶。

　　兩院院士建議，首先要大力發展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培養一批優秀的職業農民。把農村職業技能教育納入國家總體教育規劃，健全職業教育培養網絡，對未能進入高一級學校的農村初高中畢業生，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安排專項資金，免費提供包括科學種田、養殖與現代農業等內容的職業技能教育，並頒發職業技能鑒定證書。

　　其次要大力推動回鄉創業，鼓勵一批高素質人才返鄉建設新農村。可以中央財政為主、地方財政為輔，設立青年農民創業基金，對普通高中或職業中學畢業生從事農業經營並達到一定規模，對返鄉創業的職業農民可給予相應的資金扶持。此外，要制定和完善大中專院校尤其是涉農院校畢業生投身現代農業的建設，探索制定吸引城市青年從事農業的優惠扶持政策，採取保留城市戶籍，提供社會保障等待遇，吸引他們成為現代職業農民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要加速土地流轉，大力培育發展種養大戶，造就一大批職業農民。來自吉林省的調查顯示，規模在20～30畝、30～70畝的玉米種植大戶，每戶平均凈收入分別為1.2萬元和2.3萬元，基本與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民工收入相當，這部分人成為職業農民後不會輕易離開農村。

　　第四是加強農民職業培訓，提高農業從業人員素質。比如，加強農民教育培訓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增加職業農民科技培訓補助資金規模，擴大政策覆蓋面，創新培訓形式，對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産的農民，每年提供免費的職業技能培訓等，對具有資格的職業農民給予補貼，可把現行的糧食生産直接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向職業農民傾斜，促使職業農民有能力擴大生産規模，提高市場競爭力。

　　“作為老一代知識分子，十分關心將來誰來種地，誰來守住我們的‘米袋子’與‘菜籃子’等問題。這個問題得不到及時、妥善的解決，將影響中國走新型工業化發展之路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和諧局面。”兩院院士説。本報記者 李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