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式設計：宋 嵩

　　對話人

　　馮驥才委員（中國文聯副主席）

　　安家瑤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田 青委員（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周 嵐委員（江蘇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廳長）

　　陳耀光代表（廣東省國土資源廳廳長）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假如揚州不是綠楊城郭、二分明月，李白的詩句怎會如此詩情畫意？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假如深巷不是粉墻黛瓦、小橋流水，陸游的詩句怎會如此含意雋永？

　　可惜的是，上海弄堂、北京衚同、江南園林，這些曾孕育無數文人墨客深情詩篇的民居，正在城市改造中漸漸消失。如果我們的後人，必須到博物館中去尋找文化記憶與民族認同，我們何以向歷史交代？舊城改造，必然意味著推倒重來嗎？如何留住城市的“根”與“魂”，成為兩會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

　　“千城一面”讓城市陷入特色危機

　　“我到外地出差，不論身在何處，推開窗子一望，幾乎所有城市都是一模一樣的高樓大廈。”田青委員説，現在的城市建設從外貌到文化都在走一條高度同質化、缺少獨特性的道路，這令他很是擔憂。

　　這不是一個人的擔憂。2003年，吳良鏞、周幹峙、謝辰生等10位院士專家，曾提出在歷史文化名城停止原有“舊城改造”的政策建議。近10年過去了，名人故居無故拆除的事件依然見諸報端。

　　“城市都有自己的歷史，不是一下子變成今天這樣的，至少得讓百姓感受到這種變化的紋理。一些城市在所謂的舊城改造和危舊房改造中大拆大建，致使一片片歷史街區被夷為平地、一座座傳統民居被無情摧毀。”安家瑤委員分析説，由於忽視了文化遺産保護，造成了這些城市文化空間的破壞、歷史文脈的割裂，最終導致城市記憶消失。

　　不僅如此，“千城一面”讓不少城市陷入特色危機。“不少中小城市盲目模倣大城市，至今仍把高層、超高層建築當作現代化標誌，寄希望於短時間內擁有更多‘新、奇、怪’的建築，迅速改變城市形象，反而使城市面貌變得生硬、淺薄和單調。”田青無奈地説，自己竟在不同城市見過數個“小白宮”，“這實在是城市文化的悲劇”。

　　城市文化，不是一個大而空的概念，而是切切實實積澱在見證和記錄城市歷史的古建民居裏，是它們構成了一個城市特有的文脈與肌理。“與宮殿、寺廟等建築相比，千家萬戶所居住的鄉土建築，其實更能夠體現文化多樣性。”安家瑤説。

　　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導致大拆大建

　　我國一位建築家曾感慨，在歐洲很多城市，還能找到15世紀的建築，甚至一整條街。而在我們這裡，明代的房屋都已經很稀有了。不少代表委員痛心疾首：毀棄舊城是城市建設中最大的敗筆！

　　專家學者如此疾呼，為何仍未能阻擋大拆大建的步伐？有代表委員認為，在許多大城市，舊城區一般有較好的區位優勢，多位於房地産商高價爭奪的黃金地段，為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舊城改造變成了大拆大建。也有代表委員將之歸為，某些領導者熱衷政績工程，而將文化遺産視為城市規劃的包袱和障礙。馮驥才委員説：“如果一個城市的主管領導對文化不熱愛，或者更多的興趣在GDP，你説什麼也沒有用，根本沒有法子阻止他！”

　　“整個社會的心理是求新求變，追求的是‘一年一小變，三年一大變’。”周嵐委員表達了另一種看法，“從地方政府來説，大拆大建的初衷是為了改善老城區居民居住條件，而不是破壞文化遺産”。周嵐調研得出，由於歷史原因，舊城經租戶比例大大高於私房業主。很多經租戶希望通過拆遷改善居住條件；産權清晰的業主希望借助保護性改造，讓多年的經租戶離開；另有一部分産權複雜的業主較為矛盾，也會傾向於接受房屋改造補償款。“不過留住城市文化的記憶，並不能簡單地按照人數多少來判斷。”

　　土地財政成為舊城改造變味的“催化劑”。“分稅制下，很多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只夠維持基本運作，基礎設施維護、公共事務支出、城鄉建設、保障房等不得不指望土地出讓收入。”陳耀光代表説，在補償費和溝通成本高昂的舊城改造中，地方政府為實現平衡，往往只能引入商業開發，而商業模式的目的是利益最大化，不會精細保護文化遺存，結果造成大拆大建。

　　變歷史資源為當代文化景觀

　　2011年，我國的城鎮化比例已超50%。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城鎮化攀升已經成為必然趨勢。此種狀況下，如何實現城市建設與城市文脈的和諧共生？

　　最關鍵的是，地方政府當以文化戰略的眼光審視城市發展、消減政績衝動。“在杭州，我們從保留下的遺址中找得到從南宋到現在的城市發展印跡；成都的金沙遺址讓這個城市更加與眾不同。一個城市的文化發育越成熟，歷史積澱越深厚，城市的個性就越強。”安家瑤説，城市的文化資源、文化氛圍和文化發展水平，最終會體現在城市競爭力上。

　　“現實中，常常是一個幹部決定了一個地區的文化品質、文化走向，我建議有關部門建立領導幹部的文化考核制度，在對領導幹部的選用和取捨中，著重考慮他的文化實績和文化觀，他本身的文化修養及對文化是否熱愛。”馮驥才強調。

　　同時，應化解土地財政的弊端。陳耀光和周嵐認為，可以通過徵收房産稅的方式，把一次性賣地所得變為長期房地産增值所得，促使地方政府想方設法把城市經營好，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改善人居環境，吸引更多的人和投資。“通過這種機制，既可以把城市文化保護好、傳承好，又能讓歷史資源産生內生的經濟動力。”周嵐説。

　　“世界上很多擁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大城市，比如巴黎、羅馬、開羅、德里，大都是新舊城並存。”田青認為，那些大規模古建保留完整的城市，若條件允許，可以借鑒上述城市的經驗。

　　安家瑤則更推崇吳良鏞院士“積極保護、整體創造”的觀點。“積極保護”，即將文化遺産保護與城市建設發展統一起來，保持文化遺産原有生態和環境，新建築應遵從建設的新秩序。“整體創造”，即在建設中，化建築的個別處理為整體性創造，既保持和發展城市建築群的原有文化風範，又賦予新建築時代風貌，實現“有機更新”。

　　“不要擔心列入保護的文化遺産數量太多，多年的現代化建設之下，我們能夠留給後代的歷史遺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周嵐強調，“對於文化遺産一定要呵護呵護再呵護，對於舊城改造一定要謹慎謹慎再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