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式設計：宋 嵩

　　素有“小憲法”之稱的刑事訴訟法再次“大修”。連日來，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這樣一部程序基本法，被提交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

　　被稱為“憲法適用法”或“動態的憲法”，刑訴法的規定關乎公權力配置與私權利保障，因此關注刑訴法修改，就是關注公民自身。

　　這次修改，是在1996年我國刑事司法制度和訴訟制度進行重大改革基礎上的又一次重要修改，也是近幾年來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一次總結，將更加適應懲治犯罪和加強對公民權利保護的需要。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逐步建立完善

　　首次“大修”承認無罪推定

　　我國現行刑訴法是1979年制定的，1996年作了第一次修改。

　　曾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的顧昂然，親身參與了刑訴法的起草制定及修改，他回顧第一次“大修”時説，1979年制定的刑訴法，總結了我國長期以來刑事訴訟的經驗，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訓。10多年實踐證明，刑訴法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訴訟制度是正確的。同時，1979年到1996年，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都有了很大變化，對刑事訴訟的各個環節，從立案管轄、強制措施、偵查手段、訴訟當事人的權利、起訴與審判方式以及執行等，都提出了一些需研究的新問題。

　　顧昂然回憶，1996年刑訴法修改的主要內容，一是完善了強制措施，解決收容審查問題；二是進一步保障訴訟當事人的權利；三是規範了檢察院自偵案件的範圍；四是擴大檢察機關不予起訴的範圍，不再使用免予起訴；五是充分發揮審判機關庭審作用。

　　1979年刑訴法全文僅164條，1996年首次修正後增訂為225條，特別是承認無罪推定原則，國際社會認為這是中國保障人權方面的重大進步。實踐證明，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總體上是科學的、合理的，能夠適應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的實際需要。

　　推進刑事訴訟程序的法制化民主化科學化

　　此次“大修”擬增加60條

　　時隔16年，刑訴法迎來第二次“大修”。

　　在這16年間，一些引起廣泛關注的案件暴露出刑事訴訟法存在的問題，如雲南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他們在偵查階段因刑訊逼供屈打成招而被冤枉入獄，直至真兇出現或者被害人“復活”，其冤情方得昭雪。

　　十屆全國人大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按照常委會立法規劃的要求，一直在對刑訴法的執行情況和執行中出現的問題進行調研。近年來，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和有關方面陸續提出修改完善刑訴法的意見和建議。中央關於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意見也就進一步完善刑事訴訟制度提出了具體明確的要求。從2009年初開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著手刑訴法修改方案的研究起草。

　　在充分論證並取得基本共識的基礎上，2011年8月24日，刑訴法修正案草案被提交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初次審議。修正案草案一審稿有99條，擬將刑訴法從原來的225條增加到285條，主要涉及完善證據制度、強制措施、辯護制度、偵查措施、審判程序、執行規定、特別程序等7個方面。其中，遏制刑訊逼供、排除非法證據、解決證人出庭難、細化逮捕條件、保障律師職業權利、挽救犯罪的未成年人等內容受到社會廣泛關注。

　　6天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全文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並向社會公開徵集意見，截止到9月30日，共收到80953條意見。同時，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還通過座談、調研等方式聽取了各方面意見。

　　12月26日，刑訴法修正案草案第二次被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與一審稿相比，二次審議稿對草案做了進一步修改完善。會議決定將已經過人大常委會兩次審議的刑訴法修正案草案提請2012年舉行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

　　堅持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

　　有望成為我國刑事訴訟法制發展的新里程碑

　　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郎勝介紹，刑訴法修正案草案總結了司法實踐經驗，完善了刑事訴訟中各司法機關的權力配置，並堅持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等原則。

　　“正確處理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係，是刑事訴訟領域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它要求，既要及時準確地打擊犯罪，不放縱犯罪分子，又要切實尊重保障人權，不冤枉一個好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沈春耀指出。

　　這次修改得到了學界的充分肯定，認為修改使中國的司法在文明化、人性化、科學化方面取得了長足發展。中國刑事訴訟法學會名譽會長陳光中指出，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正力圖改革，求真務實，亮點多多，必將有力地推進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學化。這次修正草案如果獲得通過，將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制發展的新里程碑。

　　參與刑訴法修正案（草案）起草的中國法學會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説：“這次修改的力度如此之大，無疑會使我國刑訴法的內容更加充實，體系更加完備，各個條文之間更加銜接，條文設計亦會更加合理，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