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歸來】：對於現在的農民工來講還有一個關鍵詞是認同感。你們之前在新春的時候有走基層的節目，報道一個楊立學討薪案，裏面有一個非常艱辛的農民工，他工作了一年還沒有拿到工資，深陷窘境，最後是通過記者的報道才拿到了他自己應有的工資，他甚至有自殺的念頭。其實在中國這些例子很多很多，數不勝數，您在採訪的過程中肯定也遇到過其他國家的農民工或者是管理農民工的代替，他們在這些問題，解決農民工的問題或者存在的一些實際問題，他們有哪些比較可以直接我們借鑒的模式？
      【袁柏欣】：我這次採訪的時候，在遼寧大連採訪一家企業，它是一家日資企業，管理人員是日籍，他是中國人後來加入到日籍，在日本生活很長時間。他有一個比較好的觀察點，他既可以從日本的這種做法管理經驗來看中國現在，而且他對日本很了解。他就跟我提到，十年之前，他們在中國的東北投資的時候，他們那個企業是做食品的，十年之前招用的都是十八九歲的小姑娘，因為這個年紀的小姑娘的手最巧了，那個時候招起來很容易。他們來了以後非常驚訝，因為那個時候從日本來看中國，工廠裏面大量的十八九歲的小姑娘，他們簡直是難以想象，他們覺得太難得了。但是僅僅十年，現在他們招工也出現了困難。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剛才提到認同感。他給我講日本的例子，日本在歷史上也有類似的狀態，我們不一定叫農民工，實際也是有著一個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移的一個過程。具體細節他沒講太多，但是他講到了一點，他説日本的員工對企業有一個高度的認同感，就是我們大家經常聽到的疲勞死也好或者是過勞死，他為了企業、公司會拼命地工作，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我相信是這樣的，什麼事情都是相對平等的，企業對他有一定的這種回報，他對企業必然有會有這種責任心，企業對他有什麼樣的回報。我覺得對他的價值，不僅是工資、待遇，工資是一方面，福利也是一方面，對他的價值，如果這個人有一個機會，讓他有升遷發展的可能，包括子女就學、老人、醫療各方面，包括他自己的養老可能都有充分的保障，他才會有完全的投入。我覺得中國可能在這一點將來確實是要向日本或者是韓國，或者是我們台灣地區曾經走過的道路去尋找經驗，可能他們當中的很多做法應該為我們所借鑒。   
      【袁柏欣】：另外一個講的認同感，其實我覺得企業能做的很有限。客觀講企業只是一個經濟細胞，他們只能做的只是局部的，更大的一個調整是需要政府和相關部門來做出改革。最近我們也看到，不光是國務院的一個制度，在一些地方的戶籍是可以慢慢有一個鬆動，但實際戶籍只是一個表象，我們更多的是期望戶籍背後隱藏的那些門檻，歧視不平等慢慢慢慢一個個被拿掉，最後讓中國境內的所有公民都一視同仁公民權利和公民待遇，這可能是在一定程度解決用工荒或者是解決流動過強。
      【記者歸來】：對，流動過強。
      【袁柏欣】：這可能才是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