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1號文件指出，實現農業持續穩定發展、長期確保農産品有效供給，根本出路在科技。這一判斷以及相應出臺的政策舉措，必將對我國現代農業發展産生深遠影響。

    加強農業科技創新，補上“三化”同步的短腿

    “十二五”規劃綱要和今年中央1號文件都提出，同步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加速工業化、城鎮化進程與發展現代農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統籌城鄉發展、構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大戰略的兩個相互關聯、相互促進的有機組成部分，缺一不可。從全國來看，目前城鎮化水平提高較快，2011年末城鎮人口達6.9億，城鎮化率達51.27%，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同時，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我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但農業現代化在“三化”中仍然是短腿，農業現代化的速度滯後於城鎮化和工業化。雖然我國糧食生産實現“八連增”，農民人均純收入連續多年較快增長，但農村發展仍然存在許多突出矛盾和問題，農業物質技術基礎仍然薄弱，農業競爭力不強，耕地和淡水資源短缺的壓力加大，農業增産農民增收的難度越來越大。所以，推進“三化”同步的著力點應放在推進農業現代化上。我國農業發展已經到了必須更加依靠科技突破資源和環境約束、實現持續穩定發展的新階段。發展現代農業，應把農業科技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強農業基礎性、前沿性和公益性科技研究，大力增強農業科技創新能力，堅持不懈地推進農業科技進步。

    加強政策扶持和體制機制創新，為農業科技創新提供制度保障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科技進步是發展高産、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現代農業的基本支撐。2008年《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加強農業技術研發和集成，重點支持生物技術、良種培育、豐産栽培、農業節水、疫病防控、防災減災等領域科技創新”。科技創新已成為農業發展的重要支撐，而農業科技創新及其成果的應用必須綜合配套。這就需要加強政策扶持和體制機制創新，為農業科技創新提供制度保障。

    2011年我國農業科技對糧食增産的貢獻率達到52%，但與許多國家相比，我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每年經過中央和省級政府部門鑒定的農業科研成果有一萬項左右，約30%可以推廣，但實際轉化率只有10%—15%。轉化率低的主要原因是農科教、産學研脫節，體制不順、機制不活。因此，應以農民和農業生産需求為導向，加快科研體制改革，推動資源整合，打破部門、區域、單位和學科界限，建立健全政府有關部門、農業院校、科研單位以及農業龍頭企業等協同創新的機制，著力解決科技創新和農業生産脫節問題。

    加強農技推廣體系建設，促進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産力

    農業科技創新成果能否轉化為現實生産力，關鍵在推廣。長期以來，我國農業科技推廣投入不足，基層農技推廣機構專業人員流失、人員老化、推廣能力不強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農技推廣的人員、編制和經費三權的權限界定問題，公益性服務與經營性活動的區分問題，農技推廣人員的待遇問題等都需要在政策上進一步明確。今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強化基層公益性農技推廣服務，切實提高農技推廣人員待遇水平，實現在崗人員工資收入與基層事業單位人員工資收入平均水平相銜接。這些明確的政策舉措必將有力促進我國農技推廣事業發展。應確立國家農業技術推廣機構的公益性功能，對公益性推廣和經營性推廣進行分類管理。穩定和強化基層公益性農技推廣機構，加快把基層農技推廣機構的經營性職能分離出去。國家辦的農業科研機構和農業院校有責任、有義務深入基層從事農技推廣服務。涉農龍頭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在農技推廣中的作用日益顯現。應加快發展社會化農技服務組織，促進農業技術推廣主體多元化發展。國家農業技術推廣機構、村級農業技術服務站點、農民技術人員等農業科技服務機構和人員，農民專業合作社、供銷社及涉農企業等農業經營性組織，農民專業技術協會等群眾性科技組織，以及農業科研單位和農業院校等，是處於不同層次和位置、具有不同功能的農技推廣主體，應對其推廣功能加以區分和整合，著力解決農技推廣“最後一公里”的問題。

    促進種業發展，構建具有自主知識産權的作物品種技術體系

    科技興農，良种先行。誰能控制種子，誰就能控制農作物生産和食物的供給。在種子産業的生物技術和轉基因技術研究領域，目前大型跨國公司佔據主導地位。世界上最大的一家跨國種子公司2007年的種子銷售額達到49.64億美元，佔全球市場份額的23%。全球90%的抗蟲棉和抗蟲玉米品種中所含的抗蟲基因來自該公司的産品。國內較大的5家種業公司2009年的研發投入為4400萬元，不到該公司2008年研發投入9.8億美元的1%。

    要使我國的種業能與大型跨國公司抗衡，需要制定明確具體的促進農業技術進步和種業發展的政策措施，著力培養具有自主知識産權的作物品種，搶佔農業高技術領域的制高點。應加快培育一批育繁推一體化的大型種子企業，形成大中小種子企業各具特色、相互補充、共同發展的企業集群，推動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與種子企業聯合與合作，把我國的種業做大做強，防止出現外資控制我國種子産業的局面。

    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夯實現代農業發展的物質基礎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超過1.5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一些農村地區出現村莊空心化、農業兼業化、農民老齡化現象，這就引出一個在中國誰來種田的問題。但事實是，自2003年以來我國糧食總産連續8年增長，糧食單産和人均佔有量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蔬菜水果、肉禽蛋奶、水産品等其他農産品供給充足。這樣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其關鍵在於中央強農惠農富農的政策體系初步形成，扶持“三農”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得到貫徹落實，農業的社會化服務體系越來越完善。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農業的物質技術裝備得到加強，農業的機械化和自動化程度大幅度提高，農業有機構成發生了巨大變化，資本在越來越多地替代勞動，農業勞動生産率相應提高。

    馬克思説過，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産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只有更少的農業生産經營者使用更多的農業資源，他們生産的剩餘才能更多，收入才能增加，社會才能發展。農業科技創新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進一步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在提高土地生産率的基礎上著力提高農業勞動生産率，促進農業增産農民增收。2012年國家將增加農機具購置補貼，進一步落實支持農機化發展的稅費優惠政策，推動農機服務的市場化和産業化。

    培育從事現代農業的主體力量，推進農業科技創新

    當前，我國農戶構成是大量小規模兼業農戶與少數專業農戶並存，我國農業是市場化、專業化的農業與口糧農業並存。從變動趨勢看，在兼業農戶大量增加的同時，專業農戶正在興起壯大。全國各地涌現的各類專業種植戶、養殖戶、營銷戶是在農産品生産市場化、商品化、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進程中涌現出來的，他們從事完全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專業化生産，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現代農民。加快推進農業科技創新、促進農業增産農民增收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要創造一個好的制度環境和有效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使一部分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年富力強的專業農民能在農業中創業、發展、致富，使他們成為新型職業農民、農業企業家以及從事現代農業的主體和主力軍，並在家庭經營的基礎上鼓勵他們開展聯合與合作。同時加強對他們的農業技能培訓，使農業科技創新成果通過他們落實到農業生産中，傳導到千家萬戶。

    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保護農民的生産積極性

    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是現代農業發展基礎性和根本性的制度安排。在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換過程中，分散的小農家庭經營模式如何實現規模經濟？小規模農戶如何走上農業現代化道路？這是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在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中，各個地區實際上實行的是一種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混合型、多樣化的農業經營模式，走的是一條兼容性較強的道路。從全國來講，家庭經營再加上社會化服務能夠容納不同水平的農業生産力，以農戶為基本經營單位的農業基本經營制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發展現代農業，應在穩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進行。在鼓勵土地向專業農戶集中、發展規模經營的同時，應防止一些工商企業進入農業後導致農業非糧化、非農化傾向，更應防止一些工商企業以發展現代農業為名圈佔農民土地、侵害農民利益。只有從事家庭經營的農戶生産積極性得到保護，他們作為農業生産經營主體的地位得到鞏固和加強，農業科技創新成果的推廣應用才有堅實的基礎。

    建設農村現代流通服務體系，滿足生産者和消費者的需求

    農業科技創新成果應落實在生産上，最終應落實在農産品供給上。近年來，一些農産品的價格如同坐上了過山車，暴漲暴跌，給農戶和消費者帶來損失。小農戶如何與大市場對接？農産品如何實現從産品到商品的“驚險跳躍”？農業生産者如何獲得合理利潤？一些農産品價格波動、産品滯銷的現象説明，單個農戶難以準確掌握供給與需求的平衡關係，分散的基層農民合作社或協會、基層鄉鎮政府、甚至縣一級政府部門也難以把握大市場的需求，難以有效配置資源、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對接。同時，近年來頻繁出現的農産品以及食品質量問題使消費者越來越關心農産品的質量安全。如何對農業企業加強監管，從體制上消除或制約地方保護主義？在面對千千萬萬個小農戶時，如何監督農産品的種植流程和實現産品的溯源？實踐表明，建立一個有效的從田間到餐桌的農産品質量監督、檢驗檢測和追溯體系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要滿足生産者和消費者的需求，就要深化農産品流通體制改革，建立一個整合農村現代流通服務體系各個相關主體（商務部、農業部及供銷社等機構的有關部門、涉農企業、農産品行業協會、農民專業合作社及其聯合社、農産品經紀人組織等）的更大平臺，使農村現代流通服務體系真正成為農戶與農産品流通及加工企業建立緊密利益聯結機制的載體、促進生産與消費有效對接的紐帶、各級政府調控農産品市場的抓手。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