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在珠海視察江海電子廠時説：“不要爭論是姓‘社’還是姓‘資’，只要有利於提高綜合實力，要放手去做。”資料圖片

　　早在小平南方談話一年以前，中國曾有一場關於皇甫平文章的論爭。署名“皇甫平”的這4篇文章，是《解放日報》組織發表的，傳達的是鄧小平最新的改革開放思想的指示精神，也就是1991年他在上海過春節的時候談過的一些觀點和看法。

　　那一年春節，小平同志在上海並不是像以往一樣到西郊賓館和家人一起共度春節，而是到處視察、聽取彙報、發表看法。他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觀點，特別是在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方面，提出了“不要一説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説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沒想到這4篇文章遭到了一年左右的批判，有人甚至上書中央，認為改革開放很危險，不要再提改革開放。鄧小平一直冷靜觀察，所以後來北京流傳一句話説：“京都老翁，坐看風起雲涌。”

　　小平就這樣冷靜看了一年，直到發表南方談話一錘定音。

　　近日，記者專訪了皇甫平之一的周瑞金。他認為，重溫小平南方談話，就是要讓改革成為中國共産黨人的主流價值觀。他對廣東解放思想，創新社會管理的做法給予高度評價，建議廣東繼續先行先試，鋪設民眾心中的“綠道”。

　　◎與20年前、3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進社會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需要著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純意識形態的“畫地為牢”，而是不徹底的市場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團”的“步步為營”

　　◎看準問題癥結就改，主動改勝過被動改，早改勝過晚改。如果我們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政府還掌握較多資源的時候，不能毅然創新社會管理、適時適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在犯歷史的錯誤

　　◎剝奪富人是一種極端的想法，這不僅不會達到共同富裕，還會摧毀民營經濟。我認為只要是合法的財富，就應該保護，而且通過這種保護，激發更多人憑藉個人的汗水和智慧，致富創富

　　◎從小崗村到烏坎村，一以貫之的，是尊重人民群眾的自主權。在群眾有危有難、有險有亂的時候，書記要走在警察前邊，傾聽和解決民眾訴求；而不是書記躲在後邊，把警察推在前邊，激化了官民矛盾

　　◎今天，廣東從放開非政治、非宗教類NGO註冊，培育社會組織，到烏坎事件的善後，在南中國形成了政府社會攜手化解社會矛盾的新局面，為我們黨在社會轉型期、矛盾凸顯期，釜底抽薪締造社會內在和諧與穩定，也正在闖出一條新路

　　周瑞金，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1962年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分配到《解放日報》，後主持《解放日報》工作，1993年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1991年以“皇甫平”的筆名，主持撰寫《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評論文章，引起海內外廣泛反響。

　　●南方日報記者

　　段功偉 周虎城 海口報道

　　改革時機

　　改革又到需擊

　　猛掌的歷史時刻

　　南方談話20年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國內各種社會矛盾和利益摩擦也在積累和疊加

　　南方日報：您如何看待小平南方談話的歷史意義及地位？

　　周瑞金：過來人都還記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那幾年，是中國改革向何處去的重要歷史關頭。對改革是“市場取向”還是“計劃取向”發生了激烈爭論，“計劃取向”重新佔了上風。比如，當時有一篇調門很左的文章，就提出：“改革問題的核心、焦點、要害是沿著什麼方向和道路進行改革的問題”，有一種改革觀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有的同志也在抹煞兩種改革觀的分野，忌言“姓資姓社”。

　　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意義，就在於這位68年黨齡的老人，以驚人的膽識，在政治上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經濟上提出發展是硬道理，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在思想方法上提出判斷改革合法性的“三個有利於”標準。小平同志南下，走一路講一路，從武漢一直講到你們廣東，這是一趟重啟改革、回暖人心的陽光之旅，真是“大音稀聲掃陰霾”啊！

　　20年前重拾改革勢頭，是黨心民心軍心所向。我想強調偉人對歷史走向的推手作用。胡克在《歷史中的英雄》一書中提出：“英雄就是具有事變創造性並且能夠重新決定歷史進程的某些人。”胡克認為英雄的歷史作用在歷史的交叉點上會最大程度地表現出來，因為此時歷史發展的前景呈現出多種可能性。古人云：時勢造英雄，英雄也造時勢。

　　南方談話20年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金融危機中成為重要的壓艙石，但國內各種社會矛盾和利益摩擦也在積累和疊加。改革又到了需要擊一猛掌的歷史時刻。從基層社會和網絡輿論看，改革有龐大的民意地盤，需要奮發有為，需要凝聚黨心民心，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像廣東這樣重視和推進社會建設，政府和民間力量攜手協力解決轉型期社會的複雜問題，像當年小平同志所鼓勵的：“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解放思想

　　當前解放思想考驗政治倫理

　　當前，領導幹部是否擔得起改革重任，關鍵不在腦袋，而在屁股。腦袋清明開明並不困難，難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團那邊，還是坐在人民這邊，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邊

　　南方日報：您認為當前是否需要再來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如果需要，我們究竟要解放什麼思想？

　　周瑞金：我始終認為改革開放是靠解放思想推動的。中國到目前為止經歷了兩次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第一次是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小平談話是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核心是怎樣看社會主義。

　　但是，我們在改革之後沒有駕馭好公權力，資本靠市場機制做大，特殊利益集團形成了。因此，與20年前、3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進社會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需要著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純意識形態的“畫地為牢”，而是不徹底的市場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團”的“步步為營”。有人拿出一些“左”的大帽子嚇唬人，阻礙改革，恰恰是為了維護某些部門和一己的壟斷權力、壟斷資源，與民爭利。

　　敢於和這個利益集團切割關係，是今天思想解放的重要方面。當前，領導幹部是否擔得起改革重任，關鍵不在腦袋，而在屁股。腦袋清明開明並不困難，難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團那邊，還是坐在人民這邊，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邊。能否通過改革，毅然與不合理的利益關係切割，通過利益關係的重組，讓利於民，放權於民，聚攏民心。可見，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比當年更加考驗黨員領導幹部的黨性和政治倫理。

　　深化改革

　　不能以打工者心態對待改革

　　面對社會矛盾，黨和政府所承受的社會壓力越來越大，民眾的期待和現實的差距在拉大。但有些地方改革仍在空轉，一些領導幹部不同程度上缺少創業者的擔當，用打工者的心態，維持現狀，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南方日報：近年來，社會上對於改革的議論比較多，小平當年一是提出“不爭論”，二是提出“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20多年過去了，不同的歷史階段需要不同的認知。您認為當前的改革是否需要“不爭論”？今天應當堅持什麼樣的改革開放不動搖？

　　周瑞金：現在黨內外經常聽到一種呼聲，對深化改革要有危機感，有擔當。有人以《西遊記》為喻，描述打工者與創業者的區別。問：為什麼孫悟空能大鬧天宮，卻打不過西天取經路上的小妖怪？答：大鬧天宮碰到的都是給玉皇大帝打工的，所以大家都是意思意思不是真的賣命；在西天路上碰到的妖怪都是自己出來創業的，所以會拼命。這個段子，有助於我們認識今天改革的困境。

　　胡錦濤總書記警告説：“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坦率地説，面對社會矛盾，黨和政府所承受的社會壓力越來越大，民眾的期待和現實的差距在拉大。但有些地方改革仍在空轉，一些領導幹部不同程度上缺少創業者的擔當，用打工者的心態，維持現狀，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是非常可惜的。

　　歷史註定了今天的中國改革，已經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遊”了。即便社會管理創新的提出，在現階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時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比如：如何制約公權力的膨脹，限制特殊利益集團的形成和壯大；如何把目前有相當一部分被國企控制的公共資源，改革資産收益分配方式，讓全體國民受益；如何通過科學的制度駕馭資本，限制權貴資本主義因素的形成和壯大，等等。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十分成功，已經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框架，下一步是進一步制定和完善科學理性的操作細則。在交叉路口，我們不能徘徊不前，必須做出選擇，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被權貴綁架，走向國家資本主義。

　　去年和今年，一大批相對年輕的幹部走上領導崗位。我想對他們説句話：看準問題癥結就改，主動改勝過被動改，早改勝過晚改。如果我們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政府還掌握較多資源的時候，不能毅然創新社會管理、適時適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在犯歷史的錯誤。

　　社會公平

　　共同富裕不是要剝奪富人合法財富

　　講共同富裕不是説財富的平均，關鍵在機會的平等。最主要是解決老百姓的上升通道的問題。避免一端是農二代、貧二代的無奈傳承，另一端是官二代、富二代的高調世襲

　　南方日報：在社會貧富差距懸殊的當下，您如何看待小平同志的“共同富裕”思想？

　　周瑞金：但得蒼生俱飽暖，自古就是政治家的追求。共産黨人鬧革命也是為了共同富裕，特別是處在社會底層的工人農民都能過上好日子。鄧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談話強調“發展是硬道理”；1993年他在與弟弟鄧懇的談話中，就前瞻性地思考發展起來以後怎麼辦。他提出：“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鄧小平年譜》下卷第1364頁）

　　如今，19年過去，財富集中度進一步提高，社會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共同富裕是我們黨凝聚民心的政治宗旨，這個問題如果長期解決不好，關乎執政黨的公信力乃至政治合法性。但解決這個問題，不能重復50年代“社會主義改造”的做法，設法把私有財産收歸國有，重組經濟格局。還是要靠繼續推進資源配置的市場化，減少政府計劃配置比重，杜絕官商勾兌和權力“尋租”。

　　講共同富裕不是説財富的平均，關鍵在機會的平等。最主要是解決老百姓的上升通道的問題。如何保障底層民眾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如何融化社會階層的固化，避免一端是農二代、貧二代的無奈傳承，另一端是官二代、富二代的高調世襲。社會階層的固化表現在什麼方面？上世紀80、90年代，到新世紀之初，很多官員主動下海創業。而現在幾千個大學畢業生去考一個公務員位置，普遍喪失了創業精神。這需要貧富地區之間、城鄉之間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需要擴大市場準入、減少權力尋租和國有資本的壟斷，需要公務員和事業單位錄用的公正、開放，需要幹部選拔制度的規則化、透明化。

　　共同富裕，也不是要剝奪富人的合法財富，而是要通過民生財政等調控措施，將更多的公共資源向民生傾斜，幫助後富階層。剝奪富人是一種極端的想法，這不僅不會達到共同富裕，還會摧毀民營經濟。我認為只要是合法的財富，就應該保護，而且通過這種保護，激發更多人憑藉個人的汗水和智慧，致富創富。

　　所以共同富裕的問題不僅是財産分配的問題，而是需要整個體制改革，使社會體現公平。

　　先行先試

　　建設小政府大社會

　　廣東可闖出新路

　　廣東是改革先發區域，也是問題先發區域。這些問題的出現並不完全是壞事，如何處置這些問題、解決好這些問題才正好體現出廣東的先發作用

　　南方日報：您認為中國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和轉型陷阱問題？如果存在，您認為應當如何跨越？廣東應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周瑞金：我認為不存在你們提到過的中等收入陷阱、轉型陷阱等等問題。我在中國社科院的一位朋友到拉美很多國家做過調研，對這些國家的陷阱是怎樣形成的有一些看法，我非常贊同。這些陷阱並不是經濟發展導致的，而是由這些國家的政治左右搖擺、不穩定引起的。

　　廣東是改革先發區域，也是問題先發區域。這些問題的出現並不完全是壞事，如何處置這些問題、解決好這些問題才正好體現出廣東的先發作用。目前體制弊端主要表現在政府太強、社會太弱、市場扭曲。廣東可以在深化改革中發揮先行先試的作用，在約束政府、壯大社會、回歸市場方面，闖出新路。

　　衝破制度瓶頸和改革困局，出路在於信任人民、依靠群眾。如何看待民間“自組織”力量？他們是基層民眾利益表達的代言人，能不能讓他們同時成為政府的傳話人，成為政府和民眾之間發生利益摩擦時的緩衝地帶？無論從當前的維穩，還是未來的小政府、大社會建設，民間自組織力量，都是政府重要的合作幫手。政府要包容他們、團結他們，與他們合作，同時也要勇於用法律來約束和規範他們，比如用村委會組織法來規範。

　　我注意到不少網友説，廣東做了一件與當年安徽省委書記萬里一樣“深得人心的決定”，這就是去年7月廣東省委《關於加強社會建設的決定》。這個文件提出了“下放社會建設權力”、“萬能政府”轉型“有限政府”等新的社會管理理念，其歷史意義堪比萬里同志1977年主持制定的安徽農村改革“省委六條”。從小崗村到烏坎村，一以貫之的，是尊重人民群眾的自主權。在群眾有危有難、有險有亂的時候，書記要走在警察前邊，傾聽和解決民眾訴求；而不是書記躲在後邊，把警察推在前邊，激化了官民矛盾。

　　最近，廣東在處置烏坎事件中露出曙光，取得重要突破。共産黨領導的基層民主自治，是社會長治久安之道，是我們黨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一塊試金石。希望沿著黨的十三大提出的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前進，落實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四個機制，填平民眾心中的“溝壑”，鋪設民眾心中的“綠道”。

　　凝聚共識

　　鼓勵地方實踐

　　凝聚改革共識

　　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頂層設計，也需要頂層的包容，鼓勵地方大膽實踐。在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方面，廣東又一次走到了全國前面

　　南方日報：當前重溫小平南方談話，應該凝聚怎樣的改革共識？

　　周瑞金：今天需要什麼樣的政治共識？我在這裡不想展開討論改革的具體指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是我們這一代共産黨人的戰略追求，這一點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起已經融入我們黨的血液中。我想著重談談如何打造改革共識。

　　改革共識的形成，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社會民主和黨內民主並重。與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初相比，今天各級領導幹部的知識化、專業化水準更高，對主流民意並不隔膜。改革推進乏力，根源不在認識的局限，而在於深陷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之中，不敢放手興革。

　　凝聚改革共識，另一個關節點，是尊重地方的首創精神。據于光遠同志回憶，小平同志特別強調加強民主、解放思想、開動機器（腦筋），他説：“一個生産隊看到一塊空地沒有種樹，有一塊小水塘沒有搞養殖，睡不著覺。開動腦筋可以增加多少財富？腦筋用在什麼地方？四個現代化嘛！”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頂層設計，也需要頂層的包容，鼓勵地方大膽實踐。在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方面，廣東又一次走到了全國前面。

　　如果説“大躍進”和隨後的饑荒中，廣東省委有關同志支持農民養豬，保住了粵北一大片，減少了生命損失。今天，廣東從放開非政治、非宗教類NGO註冊，培育社會組織，到烏坎事件的善後，在南中國形成了政府社會攜手化解社會矛盾的新局面，為我們黨在社會轉型期、矛盾凸顯期，釜底抽薪締造社會內在和諧與穩定，也正在闖出一條新路。

　　當前，我們重溫小平南方談話，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讓改革成為中國共産黨人的主流價值觀。從這個原點出發，我們可以達成五點共識：一、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是發展經濟的最佳選擇；二、民主法治國家是長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選擇；三、尊重群眾自主權和首創精神，是最有活力的社會治理選擇；四、現代科學技術是發展先進生産力的主要選擇；五、以人為本、思想自由、多元發展、和諧共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最佳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