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秋石

    一段時間以來，道德議題的熱度持續走高，對道德問題的關注，成為社會輿論特別是各類媒體常説常新的話題。無論是讚美道德模範的感言，還是抨擊敗德現象的批評，似乎都在印證這樣的評論：2011年我國社會出現的一系列道德事件，勾勒出“感動與疼痛並存，譴責與反思交織，憂慮與希望同在”的圖景。論辯各方對道德問題超乎尋常的關注和唇槍舌劍，折射了中國社會深厚的道德底蘊和中國人濃重的道德責任心結。從一定意義上説，一個社會真正危險的道德狀況，不是人們對敗德現象的義憤，而是對道德滑坡的冷漠。無論是感動還是疼痛、譴責還是反思、憂慮還是希望，都傳遞著社會公眾的善良意識和德性本質，反映出幹部群眾的道德自省和道德願景，也充分證明我國社會的主流道德觀念、主流道德行為和主流道德輿論的積極、進步、向善。信心比黃金更珍貴，道德的信心，正源自於主流社會更加強勁的道德呼喚和吶喊。

    一、看待道德狀況的歷史坐標

    評判當今中國社會的道德狀況，需要選擇並確定具體的歷史坐標。道德從來不是凝固不變的，道德在歷史中生長變化，道德只有在歷史的比較中方能衡量進步還是退步。我們説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各項事業包括道德建設事業取得了歷史性進步，一個基本的依據，正是對過去的中國與今天的中國進行的歷史比較。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一切親身經歷了這三十年偉大變革並貢獻了自己力量的中華兒女，一切關心祖國命運的華夏子孫，都有理由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成就感到自豪。”在改革開放全方位的歷史性成就中，毫無疑問，道德的歷史性成就佔有一席之地。看不到當前存在的一些道德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就會喪失警惕，是危險的；看不到30多年來中國社會道德建設的成就和主流，就會喪失信心，同樣是錯誤的。

    毛澤東同志當年在評價歷史上的革命時代時曾説，“奴隸制的産生在當時是一個偉大的進步”，因為奴隸主不殺俘虜，而是拿俘虜做奴隸，雖然刺瞎他一隻眼，或者弄傷他一隻手，但總還是要讓他做工，奴隸制可以積累財富。這個思想與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説：“在道德方面也和人類知識的所有其他部門一樣，總的説是有過進步的”，而且要看到“每一次革命的勝利帶來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躍進。”經典作家是拿昨天和今天進行歷史比較，堅持的是歷史進步的標準。

    現在國際國內都有一種靜態地評價中國道德狀況的輿論，拿一種固定的標準或既有的模式來衡量中國的道德狀況。比如，在人權問題上，認為中國和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比還有這樣那樣的差距；比如，在社會公德問題上，認為中國人不遵守公共秩序，特別是不遵守交通法規等；比如，在家庭關係問題上，認為中國社會還存在很多嚴重的“家庭暴力”現象；比如，在慈善問題上，認為中國社會的慈善捐贈數量還十分蒼白，等等。這些看法的結論就是，既然存在這麼多道德問題，怎能輕言中國道德狀況的主流是積極、進步、向善的呢？

    實際上，這種靜態地評價中國道德狀況的輿論，其選擇的歷史坐標，要麼是西方發達國家經過很長的歷史發展過程才達到的標準，要麼是中國正在繼續努力的未來目標。這樣的視角，是從國外發達社會看中國，或者是從中國的明天看中國的今天。

    但是，如果把歷史坐標定在改革開放前，定在新中國建立前，選取從中國的昨天看中國的今天的視角，結論就完全不同。在人權問題上，中國自近代以來經歷了艱苦的鬥爭和歷史的曲折，從爭取人權，到回避人權，再到人權“入憲”，這樣的歷史進步，是誰也無法否定的。在社會公共秩序問題上，中國普通百姓擁有私家車的時間還不及西方國家的零頭長，今日中國人遵守交通法規的情況，遠比西方國家汽車普及早期的情況要好得多。在家庭關係問題上，諸如“打老婆”、“打孩子”這樣一些“家暴”現象，過去至多被認為屬於封建陋俗，只會受到家人鄰里的指責和單位組織的批評，甚至還會有人認為這只是“清官”難斷的“家務事”，丈夫打老婆“天經地義”，“棍棒底下出孝子”。但在今天的中國，法律對“家暴”有了明確態度，“家暴”不再只是“家務事”，而是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在慈善問題上，慈善事業在當年被不分青紅皂白地劃在資産階級的“偽善”範疇之內，哪會有今天這樣以中華慈善總會、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等十大慈善機構為代表的各級各類的慈善組織及“光彩事業”。據民政部統計，截至2010年底，全國已建立3.1萬個經常性社會捐助工作站（點）和慈善超市，初步形成了多種類型、分工協作的社會捐贈網絡；社會捐贈數額2006年首次突破100億元，以後逐年上升，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更是引發捐贈熱潮，社會捐贈總額突破1000億元。

    上述實例恰恰證明了自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道德所取得的歷史性進步。在這些問題上，中國社會的道德觀念、道德規範、道德實踐和道德評價標準的變革進步，是客觀真實和有目共睹的。

    對這樣一些片段性的實例進行討論的一個方法論意義，是可以啟發人們清楚地認識到，對道德狀況本質的判斷，首先在於選取恰當的歷史坐標，這樣才能正確看待道德的問題和成績、支流和主流的性質與比重。

    二、成績與問題

    理直氣壯地説我國社會道德的主流積極、進步、向善，這是基於事實作出的總體判斷。但這決不意味著看不到當前道德狀況的複雜性以及一些道德問題的嚴重性，更不是為了粉飾現實。對各類敗德行徑痛心疾首、嚴厲譴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近些年來，幹部群眾對社會道德狀況嚴重不滿，自然有客觀的現實依據，中國社會確實存在著讓人們對道德狀況産生質疑的道德問題。應當清醒地看到市場經濟的利潤至上、等價交換等法則在人們的精神領域和社會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某種泛化；應當清醒地看到人性自私、“有錢能使鬼推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及時行樂，聲色犬馬”等腐朽道德觀念被重新包裝而“科學化”、“合理化”後，對一些人的靈魂所造成的嚴重腐蝕。

    社會公眾總是從自己身邊的人和事以及輿論傳播中獲得具體道德狀況的信息，總是更容易相信自己的直觀見聞。這些年，一些官員的腐敗案件層出不窮，貪腐的情節和性質惡劣有加；一些敗德的企業屢屢東窗事發，制假販假、圖財害命喪失起碼的道德底線；一些見危不扶、見死不救的事件頻頻曝光，互不信任、互相防範的人際關係，令人倍感人情冷漠、世態炎涼。官員手中掌握著權力，企業産品與人民群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公共人際關係是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擺脫不了的無形的社會之網，因此，人民群眾往往從這些負面見聞中，切身感受個體的無助和受傷害，批評社會的人心不古和世風日下。正是濫用的權力、假冒偽劣的産品和冷漠的人際關係等現實問題，給人民群眾帶來了直接的物質和精神的損害，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道德抱怨甚或憤懣情緒。

    在一定程度上，説中國社會在一些時段、一些領域、一些人群中，出現了局部的道德滑坡現象，也是基於事實的判斷。反過來，種種道德失范現象，人民群眾的道德抱怨或憤懣情緒，又進一步加劇了人們評價社會道德整體狀況的悲觀、消極取向，使不少人很難接受道德狀況主流積極、進步、向善的判斷。

    然而，對道德問題保持清醒的認知，對敗德現象決不寬容和妥協，與肯定道德狀況的主流積極、進步、向善並不矛盾。既要依據身邊的人和事來評判道德狀況，也要放開眼量，從全局、從整體、從歷史發展的堅實步履中來審視道德的狀況。

    評價道德發展的問題與成績，與評價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和面臨的問題具有相當的同一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的奇跡，其巨大成就得到人們的高度認同，然而，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增大，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滯後，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自然資源的矛盾加劇，經濟增長方式落後，經濟整體素質不高和競爭力不強等問題也日益凸顯。但這些，都不能影響人們對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評價，中國的發展成就，沒有人敢否認，也否認不了。問題確實不少，成績更加巨大，這正是中國的實際國情，是中國發展進步的主流態勢。

    對道德領域的形勢也應該作這樣的評估。一方面，當前道德領域確實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但這是前進中的問題，要放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來看待。另一方面，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奮鬥，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大幅提高相伴隨，全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極大增強，廣大幹部群眾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良好精神風貌，城鄉環境、公共秩序、文明禮貌、社會服務、旅遊景區等方面都發生了有目共睹的積極變化。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整個社會現代文明程度的不斷提升，全體公民思想道德素質的不斷提高，構成了中國社會道德建設的主流。

    可以認真地梳理和比較一下，30多年來，伴隨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和公民思想道德素質的提高，在人的利益、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個性、人的權利等問題上，有了多麼巨大的變革和進步；改革開放意識、競爭進取意識、自由民主意識、公平正義意識、和諧包容意識、生態環保意識，有了多麼巨大的轉變和創新；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以及經濟道德、政治道德、公共道德、生態道德等各個領域的道德建設，又有了多麼巨大的改進和提升！正是這些根本性、基礎性的道德觀念、道德規範、道德實踐、道德評價標準的變革和創新，使道德建設的觸角，日益延伸至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使道德調節社會關係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擴大和加深；使整個社會以及大多數公民的道德文明水平，繼續邁向新的境界。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肯定，中國道德的發展進步在總體上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和歷史成就同向，與中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進步同向，與中國人素質的全面提升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