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已發 你推薦我當院士吧”

　　北京市科協名譽主席陳佳洱痛陳科技界怪象

　　“有人會認真地給我打電話，説：我在某某雜誌上發表了文章，你推薦我當院士吧。真令人哭笑不得！”昨天，正在參加北京市科協第八次代表大會的陳佳洱院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抨擊了當前科技界存在的一些“怪”現象。

　　怪象一：造假剽竊

　　陳佳洱院士是北京大學原校長、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原主任、北京市科協名譽主席，上世紀50年代他曾師從於我國著名科學家王大珩、朱光亞等人，回憶起當年的求學經歷，77歲的陳佳洱感慨萬分，他説，老一代科學家在研究工作中都體現出非常嚴謹的學風。他們對概念論證、理論計算、實驗操作以及數據獲取等都有很嚴格的要求，一絲不茍，生怕出現一點紕漏。“1951年我剛上大學時，王大珩先生當時是我們的物理系主任，他的光學實驗課要求嚴格極了，學生先要在他面前講述一遍實驗過程，講清楚了才能開始實驗，實驗過程若做得不夠好或不夠細緻，王先生會當場退回，每節課他都當場評分，若能得個5分，那這個同學不知會有多高興，大家都喊著讓他請吃花生米。”説到自己的恩師朱光亞，陳佳洱很是動容，他説當年朱先生備一堂課會花一個星期時間，自己寫講義，每個字每個公式都非常工整。

　　相比老一代科學家嚴謹細緻的優良作風，陳佳洱説，現在的一些科研人員差得太遠了，有些人甚至為了個人名利而造假和剽竊抄襲，這種惡劣行徑不僅是個人的人格墮落，也影響我國科研人員的國際聲譽。

　　怪象二：發論文最重要

　　“現在一談到科研水平，就是看你發表了多少有影響的論文，事實上這種‘惟論文論’的科研評價體系是不合理的。”陳佳洱説，現在很多單位最重要的考核指標就是論文的數量及其影響，不少單位在考核中還過分看重在國外期刊，特別是《自然》、《科學》雜誌上發表文章，“因此就出現了有人希望我推薦當院士的事。”

　　陳佳洱告訴記者，實際上《自然》和《科學》雜誌為了吸引更多的讀者，刊登的文章更強調“新穎性”，許多是高級科技新聞，雖然其關注的人多，影響力大，但並不等於所發表論文的學術或應用價值就必然比發表在其他雜誌上更高。相比之下，美國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等名校看重的主要是科研成果對社會進步的實質性貢獻，並不以論文的數量和其發表期刊的影響等量化因子的排名論英雄。日本也是如此，陳佳洱的一位日本科學家朋友在《日本理論物理雜誌》這樣的不知名期刊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因此獲得諾貝爾獎。“事實上只要成果的水平和質量高，不管發表在什麼期刊，最後總能夠引起科學界的關注。”

　　怪象三：朋友變對手

　　現在高校和一些科研單位之間不再是緊密合作的夥伴而是激烈競爭的對手，這點也讓陳佳洱感到困惑和不解，科技創新需要交流與合作，需要不同學術思想的碰撞，但現在競爭的激烈使得一些科研人員不願向同事或同行透露自己的新想法，不能進行真誠的交流與合作，甚至還會在署名等方面違反科研誠信的原則。

　　“以前完全不是這個樣子。”陳佳洱回憶自己當年從吉林大學調到北京大學參與籌辦我國第一個原子核教育基地的過程，“開始時北大一點基礎都沒有，完全靠錢三強先生領導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全力扶持，從儀器設備到教學實驗大樓，甚至學生和教職工的宿舍都是在中科院全力支持下搞起來的。正是有了這樣緊密的結合，一大批青年原子核的人才迅速地成長了起來。我們頭上兩屆畢業生中出了9位院士。”除了青年人才培養外，國家兩彈一星元勳中，像朱光亞、彭懷武、周光召、于敏等都是從北大調去研究院併為國家“兩彈”作出重大貢獻的教師。

　　“我自己也受益於中科院與高校的緊密合作。”陳佳洱説，1963年組織上派他去英國學習，是中科院領導張勁夫找自己談的話。當時中科院一共只有四個名額，他把一個給了在北京大學的陳佳洱。

　　“近年來無序競爭冒頭、功利化政績觀干擾，使得科研體制上條塊分割愈演愈烈，可以説科學研究與教學的分離，某種意義上已成為提升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的阻力。”這位老科學家憂心忡忡地表示。  記者 蔡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