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2日，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觀察”發表了《全球年度報告（2012）》（以下簡稱《報告》）。其從所謂的維權人士、司法改革、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方面“觀察”了中國2011年的人權狀況。該組織雖定名為“觀察”，卻缺少實證觀察者應有的客觀、公正精神，以致在報告中對中國人權狀況嚴重歪曲，成了別有用心的《報告》。其中，對中國司法改革的“觀察”尤為片面、失實。

　　《報告》稱，“公安機關支配的刑事司法體系過度依賴被告供述。薄弱的法院和被嚴厲限制的辯護權，意味著刑訊逼供仍為普遍現象，司法不公事件屢見不鮮。”這是嚴重的歪曲和攻擊。眾所週知，中國的刑事司法體系並不由公安機關支配。它由以公安機關為主的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及人民法院組成。中國的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三者是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關係。公安機關的起訴意見必須經過檢察機關的審查，才有可能由後者向法院正式提出公訴。檢察機關的公訴必須經過法院公開、公正的審判，在聽取辯方意見、調查核實各種證據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成為裁判結論的一部分。在這一過程中，出現檢察機關要求公安機關立案或不立案，檢察機關不起訴與不批捕，以及人民法院判決無罪的情形，實屬正常不過。而且中國的刑事訴訟法還賦予了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賦予了人民法院專屬的定罪判刑權，這些同樣在有效地制約著公安機關的權力。在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提出的檢察建議、立案監督要求，公安機關必須服從或回應。據2011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作的工作報告，2010年全國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的偵查違法提出了糾正意見33863件次，對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不立案的，督促公安機關立案31203件，對公安機關不應當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10702件。同樣，在實踐中，檢察機關不批捕、不起訴、撤訴，人民法院判決無罪的比例，正在逐年升高，這些都在有效地監督、制約著公安機關的權力。另外，依據201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等五部門發佈的《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排除非法證據規定”）第七條，法院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問的，有權要求訊問人員出庭作證。這些都能證明中國刑事司法體系並不由公安機關支配，而是以“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完整司法體制為基礎，以人民法院專屬的定罪量刑權為中心，合法、有序地運作與實施。

　　同時，中國在刑事訴訟中“過度依賴被告供述”的情況正在顯著減少；辯護律師的作用和權利在逐步增加；刑訊逼供得到根本治理。2010年6月發佈“排除非法證據規定”及“死刑案件證據規定”，2011年8月底公佈“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就是刑事司法在人權保障上的重大進步。但《報告》卻無中生有，攻擊中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中的所謂“秘密拘留條款”。這一所謂的“秘密拘留條款”在2011年底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新草案中已根本不復存在。而《報告》卻對這一不復存在的“問題”大肆渲染，這是否是有意地傳播虛假信息、混淆視聽？

　　而事實上，即使是2011年8月底發佈徵求意見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關於拘留後通知的條款，也比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相關條款進步了很多。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是：“公安機關拘留人的時候，必須出示拘留證。拘留後，除有礙偵查或者無法通知的情形以外，應當把拘留的原因和羈押的處所，在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或者他的所在單位。”而修正案（草案）新規定：“公安機關拘留人的時候，必須出示拘留證。拘留後，應當立即將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羈押，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除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嚴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以外，應當把拘留的原因和羈押的處所，在拘留後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顯然，草案的這一修改，正是為了進一步強化偵查人員拘留後的通知義務，保障嫌疑人家屬的知情權。

　　讓人費解的是，名為“觀察”的《報告》卻以偏概全，對2011年8月底發佈後即贏得國內外法學專家及社會團體稱讚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的巨大進步只字不提，還有意地造成對修正案（草案）的重大誤解。修正案（草案）的主要進步至少有：增加了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規定；增加了非法證據的排除及其程序；細化了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細化了“社會危險性”的含義；規範了被取保候審人的義務，以降低羈押率；明確了指定監視居住可以折抵刑期；對技術偵查進行了授權與規制；規定了拘留、逮捕後及時送看守所制度；強化了訊問時錄音錄像制度；確立和細化了偵查辯護制度；限制了發回重審的次數；明確了刑事和解的程序；規定了對未成年人的犯罪記錄封存、暫緩起訴制度；規範了精神病收治程序；強化了對執行的檢察監督，等等。這些才是中國2011年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進步和主要方面。這一充滿了改革精神、貫徹了人權保障宗旨的草案，相較1996年刑事訴訟法，增加了60多條，修改了90多條。而《報告》對這些重大進展不予“觀察”，卻僅僅抓住草案中已不存在的問題百般“糾纏”，這已使其淪為不負責任的“惡炒”。

　　同樣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報告》對中國2011年司法改革上的多方努力也熟視無睹。已有中國學者做了統計：“2008年底啟動的新一輪司法改革確定60項改革任務，2009年完成17項，2010年基本完成30項，至2011年底60項改革任務絕大部分已經完成。”其中，2011年法院方面的重大改革有：改革量刑程序；完善、落實新國家賠償法；改革調解體制；改革審判管理；改革執行體制；推行案例指導制度等。檢察院方面的重大改革有：強化檢察監督；改革檢察管理；改革檢察官選拔機制等。這些範圍廣泛、力度空前的司法改革，是《報告》想抹煞而無法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