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動一時的故宮失竊案近日被公訴至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27歲山東農民石柏魁涉嫌盜竊故宮博物院內的9件展品被控盜竊罪。因為是在故宮內盜竊，檢方指控石柏魁“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石柏魁面臨的最高刑罰將是無期徒刑。

　　本報訊（記者邱偉）公訴機關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指控，去年5月8日，石柏魁到位於本市東城區景山前街4號的故宮博物院內，後潛入齋宮。20時許，石柏魁斷開齋宮配電室安防系統電源後，破窗進入誠肅殿，打破殿內展櫃，竊得香港兩依藏博物館在此展出的《交融——兩依藏珍選粹展》展品金嵌鑽石手袋、金鏨花嵌鑽石化粧盒等手袋及化粧盒共計9件。石柏魁在逃跑過程中，先後將所竊5件展品遺落或丟棄在故宮後宮圍墻東北角、十三排南崗亭南側及上駟院東面竹林內(上述遺棄物品均已起獲)，後逃離現場。次日，石柏魁因銷贓未果，將手中4件展品丟棄在本市海淀區頤和園路西側(海淀橋北側500米)的垃圾桶內及知春路大鐘寺東路北口路邊(其中1件已起獲)。

　　起訴書並未直接確認9件展品的價值，只查實9件展品的投保金額共計41萬元。起訴書指出，經核實，香港兩依藏博物館為被盜的9件展品投保金額共計41萬元，其中3件丟失的被盜物品投保金額共計15萬元。據悉，石柏魁之所以被抓半年多後才被起訴，主要是因為警方的大量工作都圍繞在被盜展品的價值鑒定難題上，而盜竊價值直接關係到案件量刑。

　　據介紹，被盜展品並非故宮文物，而是私人收藏的藏品，9件展品是由黃金和鉑金製成，嵌以寶石和鑽石，其價值認定涉及製作年代、製作人以及歷次拍賣等背景材料，收集起來比較困難。由於製作公司有的已被西歐一些國家收購，有的已經不存在，製作年代又追溯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造成確定價值存在難度。

　　公訴機關認為，石柏魁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在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內實施盜竊犯罪，並多次盜竊，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以盜竊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檢方還認定，石柏魁先後於2010年12月5日、2011年5月10日，分別在本市通州區其工作單位、某自助烤涮店內，本市海淀區某網絡服務中心，竊得他人筆記本電腦及內有500余元的錢包、手機等款物。

　　解讀

　　故宮內盜竊從重量刑

　　去年5月1日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盜竊罪的死刑，盜竊罪的最高刑罰是無期徒刑，修改後的《刑法》規定：“盜竊公私財物，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産”。這起盜竊案一審在中級法院，意味著被告人有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

　　據記者了解，起訴書中檢方指控石柏魁盜竊犯罪“情節特別嚴重”，主要是指他在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故宮內實施盜竊犯罪。“情節特別嚴重”如被法院認定，此案就會在10年以上至無期徒刑之間量刑。

　　承辦此案的檢察官李松義告訴記者，盜竊犯罪的情節由很多因素構成，包括被盜物品的價值、被盜的對象、被盜的時間地點，這些都是量刑時會考慮的情節。到故宮中盜取物品與到普通民宅中盜竊不同，即使盜取物品價值相同，但量刑上也肯定是有區別的。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在司法理解中，到國家重點文保單位盜竊珍貴文物，是約定俗成的一個嚴重情節。依據我國司法解釋，以重大財産為目標盜竊，比如盜竊金融機構、博物館、重點文保單位，即使盜竊未遂都可以按“情節嚴重”定罪處罰。在《刑法修正案（八）》實施之前，盜竊金融機構或者盜竊珍貴文物是可以判處死刑的。

　　可以説，盜竊的對象對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比如在廣州許霆案中，許霆僅利用ATM機故障漏洞取款取出17.5萬元，就一審被以盜竊金融機構判處無期徒刑（後改判5年徒刑），就是考慮其盜竊對象有別於一般的盜竊犯罪。

　　石柏魁沒想到禍闖大發了

　　據了解，石柏魁文化程度不高，他被抓後交代説，自己認為盜竊故宮和盜竊烤串店沒有區別，甚至到被抓，他都沒有意識到自己行為的嚴重性。直到被關進看守所，聽到別人的議論，他才清楚自己原來闖了這麼大禍。對此，阮齊林教授認為，如果石柏魁因為文化程度低，確實本身沒有意識到盜竊故宮的嚴重性，法官在量刑時可以適當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