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松花江畔美麗冬景。

　　本報記者　郭嘉攝

賴明（左二）在廣州考察珠江新城。

　　李軍華攝

　　賴明常委曾多年在建築院校、老建設部供職，在任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期間，對推進城鎮化發展情有獨鍾，對國內外“城事”頗有心得。去年9月中下旬，這位專家遠赴南美，實地調研巴西、阿根廷兩國的城鎮化發展沿革，從另個角度對我國城鎮化如何邁健步、避彎路有了更多思考。

　　【考察城鎮化】

　　南美“問城”　他山之石

　　一

　　在巴西伊瓜蘇市市政府的一間辦公室裏，賴明與該市城市規劃建設管理部門的官員會談。

　　“我所入住的賓館前有一條約1.8米寬、6000米長新建的健步道。那麼修建這條道路，由誰決策，由誰實施，資金怎麼籌措？”賴明以路切題，別有深意。

　　對方一一介紹。通過交流，賴明了解到，以伊瓜蘇為代表的巴西政府若決定開展一個小型建設項目，至少需用時半年至1年，而編制城市總體規劃的時間則更長。城市建設項目面向社會公開信息，廣泛聽取民眾意見。

　　賴明所到的幾個城市，都很少見到大規模的拆建工程。有些城市的老城區雖現舊態但外觀和功能並不過時。城市規劃也大多“長壽”。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城市規劃制定於1925年，續用至今。巴西利亞建城50多年來，不僅一直沿用一個總體規劃，而且所有的重要建築都由同一位總建築師把關。

　　反觀國內，賴明體會到，城市規劃需與推進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相協調，將人與城市的發展和諧相統一，其“不變”與“多變”應是因地制宜的審慎決策。當前，源於地方行政長官粗放的、增長至上的GDP政績觀驅動，我國部分城市的各類規劃朝令夕改、大拆大建。在種種“拆”字當頭、大破大立的城市發展大躍進現象背後，規劃與建設的社會效益究竟有多大，老百姓究竟受惠多少，存在著不小的疑問。

　　二

　　坐車行進在洋氣十足的都市區，隔窗遠觀一個個“貧民窟”，樣式各異、規格不一的平房“扎”在一起，擁擠而雜亂。

　　“貧民窟”的居民生活如何，賴明想知道。當地人回言：那裏已逐漸淪為犯罪活動場所，外人難以進入。

　　在不少拉美國家飛躍式的城鎮化背後，大量涌入城市的農民，卻隨著城市有效吸納力的減弱，而落入城市“邊緣”。

　　巴西城市“貧民窟”多達八九百個，3500萬人居住其中，佔全國城市人口的1/4。阿根廷僅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就有400萬人生活在“貧民窟”，佔全市總人口比接近1/3。

　　巴西幾年前的數據就顯示，佔就業人數10%的高薪階層的月均收入，是50%的低薪階層的月均收入的十多倍；阿根廷最富有階層收入是最貧窮階層收入的30倍左右。

　　“一個城市，兩個世界”，城市內“二元化”明顯。

　　多年來，兩國一直在為改變“貧民窟”狀況而努力，但效果不明顯。

　　值得警惕的是，我國的城市也已出現兩極分化和二元結構問題，尤以進城農民工和城鎮居民的差距最為典型。有調查顯示，農民工家庭人均純收入比城鎮居民低61.5%，且僅12%—15%的農民工能夠租得起或買得起住房。

　　賴明認為，城市內部一旦“二元化”，治理難度不亞於調整城鄉二元結構。他呼籲，推進我國城鎮化，要在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加快公共服務體系改革、優化城鎮結構佈局上加把“狠勁”。

　　三

　　在巴西，當問到男人有了錢最想幹什麼？回答多是：曬海灘、喝啤酒、看美女。在多個勞動場地，工人工作的狀態都可以用“慢吞吞”來形容。

　　在阿根廷，有年輕夫婦在城市廣場坐等救濟者把新鮮的麵包送到手上，更有當地媒體報道，一家幾口人因懶於出門領取食物而餓死。

　　巴西、阿根廷實行全覆蓋的免費醫保、教育，養老保險、失業救濟也是應保盡保，令人羨慕。可是，這樣的福利國家卻陷入了久衰難興的困局。阿根廷至今在“中等收入陷阱”滯留達49年，已從昔日的世界第八經濟強國衰退到現今最大負債國。

　　面對當前歐美一些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緩慢之勢，有人批評過高的社會福利已成為拖累。賴明認為，巴、阿兩國的遭遇與其如出一轍。他説，國家福利是保民生、促發展之必須，但一旦超越“適度”，轉向過度慷慨，就可能導致經濟實力無法持續承擔，民眾過度依賴福利而抑制勞動積極性。

　　如何避免福利過度傷經濟、養懶漢？

　　賴明認為，我國在發展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事業中，應吸取教訓，量力而行，讓社保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在保障民眾權利的同時提升其責任意識，統籌構建社保、商保和自助互助“三柱支撐”的福利保障體系。

　　四

　　漂亮的鴿子，或獨自漫步，或成群嬉戲，市民為之讓道，車輛為之減速。在聖保羅街頭，常見此景。

　　無論是在顧客不多的小餐館，還是在人頭攢動的大超市，凡欲抽煙者，即被友好地提醒“不可”。在裏約熱內盧，一些外來遊客常碰此事。

　　鴿子享禮遇，折射出生態理念的深入人心；遊客遇尷尬，反映了對人健康的尊重和權益的保障。

　　據介紹，伊瓜蘇市由政府“扛大頭”，出資修建了一批房屋，將那些環境較差區域的貧民移居其中。在他們看來，以前對環境的建設性破壞給居民造成了傷害，是必償的環保“欠賬”。

　　由此略見，生態、人本，城市發展的兩個重要理念在這裡相互交融、相得益彰。

　　藍天、白雲、綠樹、海灘，當地不少城市如同坐落于生態公園中，沉醉於大自然的恩賜。

　　賴明感慨，在如今的地球村裏，很多國家和地區為環境問題所困所苦，而這裡尚有如此純凈的綠色和藍色，蘊藏著希望和潛力。

　　感慨之餘，賴明深為我國有些地方仍在走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模式而憂慮，“轉型之路還要走多遠？”

　　發展城市的目的是什麼？賴明在考察報告中引用了聯合國人居署《伊斯坦布爾人居宣言》中的一句話：“城市必須成為人類能夠過上有尊嚴、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滿希望的美滿生活的地方。”

　　這不是他一個人的聲音。

　　【對話城鎮化】

　　中國特色　世界眼光

　　問：目前，我國城鎮化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賴明：我國城鎮化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西方發達國家在廣袤的國土上，用了上百年進行的城鎮化發展，我國只有短短幾十年，並且必須在狹小、宜居的地區展開。這就導致中國的城鎮化必須要走一條不同於其它國家的發展道路。

　　我國城鎮化發展面臨許多特殊情況。從現在起到21世紀中葉，我國將經歷最劇烈的城鄉變遷，人口、生産要素和産業將加速向城鎮聚集，資源、環境的瓶頸和貧富、城鄉、區域差距將帶來突出的矛盾衝突。

　　問：我國的城鎮化應當如何發展？

　　賴明：我國的城鎮化發展，應該有中國特色，世界眼光。既不可能像發達國家那樣通過對外大量移民減輕人口壓力，也不可能在長達百年的時間內從容地、逐個階段地完成城鎮化過程，更不可能走高消耗、高排放、城鄉分割、缺乏特色的傳統城鎮化老路。我們必須在統籌城鄉發展前提下，把握推進城鎮化和推進新農村建設的關係，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實現大中小城市、小城鎮和廣大農村協調發展。第一，就是要做好城鄉統籌發展的佈局；第二，就是要深化我們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這是我們城鎮化發展過程當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第三，是要統籌城鄉産業的發展，城市要發展，鄉村也要發展，工業也要發展，現代的農業也要發展，但是我們必須要統籌協調地發展。第四，我們一定要按照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方式，來使中國城鎮化走一條低碳發展道路。

　　問：在城鎮化進程中，政府應起什麼作用？

　　賴明：在很多地方，在行政權力主導下，城鎮化往往演變為一種“造城”運動，以簡單加法快速推進，小村合併成大村，把大村合併成城鎮——這是最容易操作、也最容易出政績的路徑，其中造成了很多農民“被上樓”。

　　強勢的行政管理體制過多地干預城鄉和區域間的市場要素流動，甚至直接參與分配，鄉村、縣鎮、城市的發展常常受到上一級的行政制約，導致資源配置集中、失衡、低效。正是因為行政干預，使得城鎮化表現出規模擴張先於産業培育的“攤大餅”式發展，出現産業分散、同質競爭、建設失序、就業困難等“城鎮病”。

　　【提案城鎮化】

　　既靠抓手　也靠推手

　　民革中央：建議通過完善現行財稅制度、改革相關稅制的方式，使地方政府增加推進城鎮化建設的財力，為城鎮化建設發展提供一個比較穩定的資金渠道。

　　民盟中央：城鎮化和新農村兩者不可偏廢，城鎮化發展當然重要，但它並不能取代新農村建設，必須迅速制止借城鎮化之名，硬拆硬建、強迫農民“合村並莊上樓”的行為。

　　民建中央：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實現進城農民工與市民的平權，加快城鎮新老居民公共服務均等化，幫助農民工實現“城市夢”、“創業夢”、“安居夢”。

　　民進中央：妥善解決建設用地缺口，除了節約集約使用現有城市建設用地，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統籌配置城鄉建設用地，加快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向城市的流轉。

　　農工黨中央：人口大規模流動使城鎮化進程加快，而當前，大量流動人口在城市裏卻如同“無根的浮萍”，缺乏歸屬感。

　　致公黨中央：經濟建設持續發展，新農村熱火朝天，土地這條紅線靠什麼來守？建議建立以節地為核心、嚴格土地管理的政績考核機制，重點考核增量耕地産能和增量建設用地創造的國民財富。

　　臺盟中央：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積極探索用“以土地換住房”和“以地租換保障”等多種途徑，確保農民財産性收入隨著土地升值而同步增長。

　　全國工商聯：在我國快速城鎮化以及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依賴的背景下，當前的城市土地出讓制度是推高地價乃至房價的重要原因，需要進行改革。

　　（蔡長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