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一路飆升的茅臺酒已經超出尋常百姓的承受範圍，客觀上淪為變相的奢侈品。正在召開的上海市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上海市多位人大代表建議公款消費不準喝茅臺酒。（新華網1月16日）

　　正如人大代表所説，“動輒兩千多元一瓶的茅臺酒已經‘變了味’，不再是普通的白酒，老百姓對此議論紛紛、意見很大”，並且，從可接受的角度來説，“禁止以財政資金滿足個別人群的奢侈慾望，杜絕國幣公帑的靡費”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民意需求和社會情緒，但是，回歸到問題本身，公款消費是一個“可以與否”的命題還是“如何消費”的問題？

　　高端白酒在當下既是一種身份、權力的象徵，在相當程度上也幾乎成了“公務員酒”，是與平民百姓無關的，儘管很多時候老百姓不得不付出相應的成本，但是，卻無法享受高端酒的“口味”，正因為如此，茅臺酒的價格有時候成為腐敗與公款吃喝指數的真實寫照。就此，“公款消費不準喝茅臺”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就筆者的看法，“公款消費不準喝茅臺”是個偽命題，原因很簡單，從邏輯上看，應是先有公款消費是否允許，再有公款消費是否合理的問題。如果説，消費茅臺不合適，那麼，消費其他諸如拉菲之類高檔酒類的物品就是合適的嗎？不要説高檔酒，哪怕公款吃喝的中低檔酒，就是應該的，可以“準”嗎？

　　對“公款消費不準喝茅臺”，必須跳出“錢穆制度陷阱”。著名的歷史學家錢穆在分析中國歷史時指出，中國政治制度演繹的傳統是，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個制度來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於是有些制度變成了病上加病。越來越繁密的制度積累，往往造成前後矛盾。這樣，制度越繁密越容易生歧義，越容易出漏洞，而執行新制度的人往往在分歧爭執中敵不過固守舊制度的人，因而越來越失去效率。“公款消費不準喝茅臺”的背後就隱藏著“錢穆制度陷阱”，因為這混淆了公款消費是否正當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造成對公款消費實質的遮蔽。我們總不能認為公款消費茅臺不合適，消費其他的就應提倡吧？

　　公款吃喝：“能否消費”和“消費什麼”不能混為一談。“公款消費不準喝茅臺”背後的治理陷阱應正視，否則，“公款消費不準喝茅臺”意味著我們永遠無法跳出治理公款消費的困境。（河南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