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我將終生從事這一性價比不高的工作，因為我的心底，真的放不下我的患者、我的醫院。”

　　口述/北京市海淀區精神衛生防治院醫生 房金濤

　　整理/《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張冉燃

　　1988年，21歲的房金濤畢業進入北京市海淀區精神衛生防治所（後更名為北京市海淀區精神衛生防治院）工作。23年來，她見證了這家二級公立精神衛生防治機構從0床位到300張床位的變遷，也經歷了一個精神科醫生交織著恐懼和成就的職業體驗。下文係其口述：

　　“這哪是個醫院啊”

　　1988年剛到醫院的時候，我特別疑惑：這哪是個醫院啊？

　　醫院該有化驗檢查等輔助設施吧，這裡沒有；醫院該有乾淨整潔的醫療環境吧，這裡也沒有。我到現在都記得，醫院一進去是一個廁所，一面墻都剝了皮，尿鹼味很大。特別是在給患者房間鎖門時發出的哐哐哐的聲音，那真讓人不寒而慄，仿佛遭到正常世界的驅逐。

　　後來我知道，1988年，是醫院第一次招收新醫生，也是醫院第一次接收住院患者。

　　第一個住院患者患有老年癡呆。我們20多個工作人員圍著這一個人工作了半年多，回想起來那時的工作量還真是比較低。印象中我做的也不是傳統意義上醫生的工作，倒是以生活護理為主，照顧患者的吃喝拉撒睡，有段時間還要給患者做飯。

　　還是有點痛苦吧？説實話，當時醫院的老人跟我講，這裡的工作很輕鬆，主要就是指導地段（一級醫院）醫生工作，一不用坐班，二也談不上監督管理，完全靠自覺，可松可緊，伸縮性比較大。我當時最主要是想留京，也就接受了這份工作。可真正開始工作，面對這樣的工作環境、工作內容，我多少感覺無奈，想象跟實際的落差真的特別大。但我不願意讓家裏為我操心，我都是報喜不報憂的。我想，家裏已經養你這麼大了，好與不好你自己慢慢奔吧，別跟家裏説那麼多了，所以都是一個人扛著。

　　後面遇到的一位雙相情感障礙（一種以躁狂或抑鬱的反復發作和交替發作為特徵的精神病）患者，讓我真正動了離開的心思。

　　要説我們醫院發展也是挺快的，沒多久就有20多張床位了。對了，那時候北京安定醫院（三甲醫院，下稱安定醫院）床位緊缺，一些比較棘手的患者住不進安定醫院，地段醫院又沒能力，也就只能到我們醫院來住院。這樣，我們很快就接觸到一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疾病患者。

　　我清楚記得，當時那個患者非常興奮，一定要出去，我們當然不能讓他出去，而我們沒有相應的醫療措施，只能靠好言相勸。可患者在喪失理智的情況下，是不會聽你輕談細語的，他一腳就把門上的玻璃踢碎了。

　　這一腳真是嚇著我了，因為這在專科醫院是不可想象的：首先，專科醫院的門是鐵的；其次，專科醫院的門上不會有玻璃。我頓時覺得我們醫院沒有相應的專業設施，根本不具備收治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條件，這太恐怖了。

　　你看，專科醫院會有興奮室，有專門的護士管理，患者的所有日常生活都在興奮室裏，但我們沒有這個條件，這意味著患者可以在醫院自由出入，這就是一種安全隱患。此外，當患者不合作的時候，專科醫院可以使用約束帶，把患者約束在床上，而我們也沒有，我們更多的是靠語言勸説。

　　同事們也意識到了風險，似乎是這個事情讓大家達成共識：對精神患者的收治和管理還是要講科學，不是靠信心、熱情就行的。

　　我那時候對工作前景比較迷惘，反復在想：我要不要乾脆辭職走掉？

　　“還是要有所追求”

　　在腦子裏進行充滿矛盾的取捨、進退中，1991年，醫院請到安定醫院蔡焯基教授來醫院查房。在蔡教授那裏，我獲得了從事這一行業的信心，開始想象自己也能在業務上有所成就。

　　印象最深的是一個54歲的女性患者，呈緘默狀態，每天不説話也不吃飯，但有突然的衝動行為，一拽不住就要出去。

　　根據她的這種臨床表現，診斷上一般會考慮是木僵。木僵大概又有緊張性木僵、抑鬱性木僵、心因性木僵、器質性木僵4種。從她的發病年齡來看，大家認為抑鬱性木僵的可能比較大。

　　蔡教授認為這個診斷依據不足，建議去做CT檢查。在上世紀90年代初，北京還沒有幾家醫院有頭顱CT。我們在北京天壇醫院（下稱天壇醫院）約了一個月才約上。檢查那天是我和另外一個工作人員帶患者去的。檢查的時候患者很不合作，只好給患者靜推（靜脈注射）安定。這樣仍然不能使患者安靜下來，甚至在檢查的時候從CT機器裏爬了出來。天壇醫院的醫護人員都很驚訝，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興奮不合作的患者，用藥都不管用，説這麼貴的儀器、這麼費勁才約上，她居然要爬出來！當時天壇醫院要麼停止檢查，要麼讓我院的工作人員進入檢查室幫助固定患者，當時我年輕就讓我去保護患者完成CT檢查。檢查的結果是正常腦CT。

　　看到檢查結果，蔡教授説既然這樣就要考慮抑鬱性木僵，如果使用抗抑鬱症的藥物後沒有效果，那麼就考慮電痙攣治療，但蔡教授特別加了一句，在電痙攣治療之前，如果有條件，還是要做個核磁共振。

　　當時北京就天壇醫院一家有核磁，我就帶著患者再次去了天壇醫院。跟CT檢查的情況一樣，我還得進去扶著。按説這是第二次了，但我還真沒去想放射線對自己的影響，當時就是想讓她的病情緩解了趕快好起來，能讓我們知道她到底患的是什麼病。結果核磁顯示出多發性梗塞。

　　我一下豁然開朗——這是一個器質性癡呆患者，難怪使用抗抑鬱症藥物治療無效。也就是説，由於她有多發性梗塞，所以她的智慧已經損傷。但她不説不動，你就沒辦法跟她溝通，沒辦法對她進行智慧檢測。而這樣的患者一旦做了電痙攣治療，後果不可想象。

　　後怕之餘，我敬重蔡教授的專業水準——原來同樣一個專業，同行間的差別竟會如此懸殊！

　　坦率説，精神衛生專業即便發展到了今天，它基本上還是依靠醫生的臨床經驗，缺乏客觀的輔助檢查作為診斷依據，而在其他學科，比如醫生診斷闌尾炎，他可以通過物理診斷，還可以通過血生化、血常規等輔助檢查去支持這個判斷，但精神科醫生沒有，除非是剛才這種器質性患者。一般而言，精神疾病患者的功能檢查幾乎全是正常，而精神科的量表檢查也需要患者配合的情況下才能完成，如果患者不配合，量表就無法進行，並且量表只能作為診斷的參考依據。這意味著，一旦我們診斷出錯，治療必然出錯，而治療一旦出錯，短時間內患者的精神狀況很難有改善。

　　由此，我仿佛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蔡教授這樣，在行業裏做到如此這般的水準。我告訴自己，不是説你每天在惡劣的環境下，因為換工作有難度，想發展也不現實，所以你就有理由、就有藉口讓自己順理成章不思進取，我還是要有所追求。

　　“我覺得我都要吐血了”

　　你問我在對自己有所要求後，有沒有什麼事讓我比較有成就感，當然有，而且這件事還跟我平生第一次挨打有關。

　　那是我工作的第四年，門診遇見一個丈夫帶著兩個孩子來給妻子治病。據患者丈夫説，妻子患精神分裂症已將近20年，她經常無目的在街上流浪，到點會回家吃飯，吃完飯就又跑了，有時候走得遠了，就在外露宿，家裏已經不抱希望了，這次來就診是迫於妻子娘家的壓力。

　　我看到這位患者時，她的頭髮很臟，夾雜著稻草，硬硬地打著結，就像一頭雄獅。她的兩個孩子讓我更加不忍，一個5歲，一個3歲，一看就是沒人疼的，臉上沾滿鼻涕，小手也皴皴的，特別可憐。

　　兩個孩子特別打動我，我想孩子都還小，如果他們的媽媽能夠恢復，那麼她是能夠照顧小孩的，我就極力説服她丈夫同意她住院治療。我跟她丈夫講，我知道你們家裏沒錢，我保證會盡我的全力，讓你們花最低的費用，把她治療到一個比較好的程度。這樣我就把她收住院了。

　　話是這樣講了，其實精神分裂症中有20%的患者是窮盡一切治療手段也改善不了的。但我當時還真是年輕，憑著一股熱情，就想去爭取那80%。

　　起初也還真是有效果，她的精神狀況有明顯改善，已經能夠有一些正常交談，當然交談中也會有一些妄想內容。我覺得這是好事，因為有助於發現她的問題所在。而且我們之間也建立了比較好的醫患關係，比如醫院不允許小孩來醫院探視病人，但我覺得讓她的孩子跟她見見面能促進她的精神康復，所以每次都是我去找護士長説情。

　　結果有一天，我正在跟其他患者交談的時候，她從遠處飛速跑過來，衝著我啪的一掌拍在我後背上，當時我一點防備都沒有，其實我聽到了腳步聲，但我看了一下是她也就沒在意。這一掌拍下來，我覺得我都要吐血了，心臟也似乎要跳出來了。我根本沒反應過來，多虧護士把她攔住，但她還是一副拼了命要掙脫、還想打我的樣子。

　　説實在的，我從小也沒挨過打，我特別不理解她為什麼要這樣對我，我覺得我對她那麼好，那麼盡心盡力，甚至她的家人可能都沒有我這麼迫切希望她好起來，結果她卻這樣對我，我又傷心又委屈，眼淚拼命流。

　　我一度想，我要把她轉給別的醫生去治療，因為我覺得我只是一個普通人，我沒有那麼高尚的情操，不可能將這次襲擊完全不放在心上。後來冷靜了半天多，我想我還是要跟她談一談，即便我不管她了，把她交給別的醫生，我也想知道到底我做錯了什麼。你猜答案是什麼？她憤怒地責備我不應該勾引她老公！想不到吧？

　　真的，她把這謎底一揭開，我所有的不解、所有的委屈都釋懷了。我甚至感到高興，因為我明白了她在那一刻的思維內容，這對我確定治療目標是一件好事啊！

　　明白了她的癥結所在，我在治療時會相應加入一些心理治療的內容，並在充分治療期和後期的康復指導中都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整，結果半年後，她臨床痊癒（正常服藥即可避免犯病）出院了！

　　她的家人特別感激，當時還流行給醫院送錦旗，她丈夫也給我送了一面錦旗。這不是我的第一面錦旗，但這面錦旗上的8個字——“不是親人勝似親人”——一直在工作中特別激勵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