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不出來打工了，以後不用這麼辛苦地趕火車嘍。”在杭州城站火車站，來自四川宜賓的孫雅琴扛著在杭州8年積累下來的行李興奮地踏上回家之路。和她一起的10多個老鄉也有此想法。

　　“去年回家就發現家鄉變化很大，企業多了，工資也高了，家人勸我不要出來。可我總覺得沿海地區這邊的大城市賺錢多些，一年下來，挺後悔當初沒聽他們的話。”孫雅琴説。

　　今年30歲的孫雅琴在杭州一家服裝廠做衣服，每個月的工資3000元，辛苦一年只攢下一萬塊錢。“這邊花銷太大了，同樣的一件衣服，我們那至少要便宜20％。”孫雅琴説，重慶那邊工資也有2000多，“房租、吃住算下來還是在家打工划算”。

　　周雪輝是湖南龍山人，7年前，她來到浙江嘉興務工，由最初的車間工人一步步做到現在的文員，工作輕鬆、體面，每月有2700元收入。但即使這樣，周雪輝還是和丈夫商量在丈夫老家四川的一個小縣城買了房。“等房子裝修好就過去，這邊生活成本太高”。周雪輝表示，現在回去，“那邊正缺人，掙的錢不比這邊少，還能待在家門口！”

　　讓孫雅琴、周雪輝等許多人離開的另一個原因是，近兩年長三角地區經濟形勢不穩定，受宏觀緊縮影響，沿海地區民營企業普遍面臨融資難、利息高、競爭壓力大等多重困難，中小企業普遍的經營困難讓他們覺得沒有安全感。“以前，我們那裏人一提到上海、杭州就覺得那是天堂，可現在不覺得了。”孫雅琴説。

　　來自四川成都的石曉燕是溫州金蜻魚公司的樣品工，剛剛經歷過溫州企業債務危機、老闆“跑路潮”的她表示，“溫州企業現在形勢不好，以前，來溫州就能掙到錢，有發展前途，現在不一樣了”。

　　確實，許多事情正在發生變化。“孫雅琴們”的想法正在導致中國春運民工遷徙之變。有觀察認為，長三角地區農民工遷徙路線由短變長，即來自安徽、江西和原來的“勞工大省”四川、河南等地的農民工人數在減少，雲南、貴州、甘肅等偏遠地區的農民工人數在增加。來自鐵路部門的信息顯示，最能顯示客流強度的新增臨時客車路線悄然變化，今年發出的52對臨時客車中，發往重慶的僅2對，鄭州只有3對，處於逐年下降趨勢中。

　　春運遷徙中農民工面孔變化背後，是東南沿海地區“比較優勢”的逐漸降低。作為亞洲最大的紡織面料生産和交易中心，浙江紹興每年需要100萬名來自外地的農民工。但去年紹興向偏遠貧窮的內地勞動力輸出大省招工時，卻遭到了官方的拒絕。

　　“這是歷史性頭一遭”，紹興市就業管理局副局長張浩説，“以前都是他們求著我們去招人，現在卻不歡迎我們了”。張浩説，前些年，就業管理局每年都會讓企業上報用工需求，然後統一向四川、重慶這些地方的就業管理部門提供招工信息，由對方組織、輸送工人，多年來民工輸出地和輸入地都把對接勞工作為政府為企業和老百姓的一項服務。

　　令沿海各地不安的是，四川、重慶等地就業管理部門還派人來長三角地區看望本省農民工。“名為看望，其實是來動員，目的是勸説外來務工人員能回去就業，因為當地也開始缺人。”張浩説。

　　過去幾年，西部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興等國家戰略深入實施，多個區域經濟中心逐漸出現在中國經濟版圖上，它們通過承接産業轉移、發掘地方優勢，正快速崛起，以其“後發優勢”逐漸拉平東南沿海的“先發優勢”。

　　“一個月少拿個四五百塊錢，我寧願回老家，因為除去各種花銷，最後剩下來的都差不多”，在杭州站，江西人劉向東明確表示明年不會再出來打工，“除非能賺到三四萬一年，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中國省域經濟的相互競爭，正帶來對勞動力資源的激烈爭奪。與此同時，勞動者的就業選擇逐漸增多，一路南下、不遠千里到沿海地區求職務工的時代逐漸過去，勞動者更多地選擇在快速發展的家鄉周邊就業，向東的農民工遷徙出現“回流”趨勢。

　　“走一步看一步吧，等過了年，再看去哪兒”，貴州人萬亮武説，“哪兒工資高，就往哪走”。幾年前，無疑是沿海地區工資更具吸引力，但現在，沿海地區民營製造業利潤趨薄，工人工資高企，再上漲的空間已經很小，沿海與內陸的工資水平差距逐漸縮小，沿海地區的吸引力正在下降。

　　在外來務工人口輸入大省浙江，儘管農民工總人數仍在增加，2011年超過了2000萬，但農民工結構逐漸發生變化，外省務工者人數共800萬人，增長速度已經低於本省農民工增速。

　　浙江省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院長陳詩達説，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産業“用工荒”是長期趨勢，許多勞工大省的勞動力“回流”趨勢已經出現。外來務工者的流向結構變化背後，是中國區域經濟格局的嬗變，沿海地區依舊領先，但多個區域經濟中心正在快速崛起，“追兵”漸近將是沿海地區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記者王政　周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