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換生將拉板車的繩套到肩上，雙手捧到嘴前，在手心狠狠地啐了口唾沫，“啊”地一聲壓下車把，把2500多斤的藥材使勁往前拉。在三公里外的市場卸完貨，他拿到兩塊錢。很快，人們都圍過來看，車換生把皺巴巴的兩塊錢不斷地從口袋裏掏出來再裝進去，裝進去再掏出來。圍上來的人裏，有的已經守了十天沒攬到活兒了。

　　一個拿著相機的人默默地觀察著這個甘肅岷縣農民，他偶爾舉起相機，又時常低下頭在紙上寫些什麼。

　　這個人是陳慶港，目前供職于《浙江日報》。從2000年到2010年，十年間，陳慶港每年輾轉在中西部，跟蹤十四戶貧困農民，如今他出版了《十四家中國農民生存報告（2000～2010）》。

　　《十四家》不像一般的暢銷書，給人帶來閱讀的快感，有網友説書很沉重，甚至沒有勇氣一直讀下去。有人在微博上説：“看《十四家》有巨大的悲傷和不相信。”“在2000年還有貧困山區的農民要出門討飯半年，田地裏種的糧食不夠一家人口糧。我反復地問：這是真的麼？問完又想大巴掌抽自己：裝什麼萌。”

　　十四戶人家，都處在中國中西部最貧窮的地方。十年間，每年陳慶港循著“一條最經濟最節省的路線”來到這十四家。他以杭州為起點，坐飛機到太原，然後租車去臨汾，過黃河就是陜西了，再從西安坐火車到達甘肅，武山縣有火車經過。從甘肅宕昌翻過臘子口，一路往南經過四川進入雲南，然後就是貴州，從貴州再回到昆明，從昆明飛回杭州。

　　“每次去這十四戶人家，基本上可以坐遍目前中國大地上正在使用著的所有類型的交通工具，飛機、火車、大巴、中巴、牛車、馬車、人力車，再騎馬、步行……雪後進村最狼狽，鄉間小路泥濘，走上個幾小時也不稀奇。”他説。

　　大學畢業後就當記者，遇到突發事件時，陳慶港習慣於趕赴現場。他在汶川特大地震時拍的作品《走出北川》獲得“荷賽”突發新聞類單幅作品一等獎。

　　他自己也説不清，為什麼這一次一上路就是十年。如果非要説一個最直接的原因，他説，是1998年在陜北一個村莊采風，拍了一組村學條件很差，村民很窮的照片。那也是他第一次目擊貧困，“那種貧困用語言很難描述得出來。什麼都沒有，真的是家徒四壁，甚至用家徒四壁來形容仍然還不夠。在這之前我沒見過那麼窮的地方和那麼窮的人。當時我就像是被一拳重重打在臉上。”

　　後來這組照片在南京辦了展覽。展覽很成功，那個村得到了社會上的幫助。

　　展覽後數百封信飛向陳慶港，大部分信都有同一個主題希望陳慶港到他們那裏看看，幫助那裏的孩子籌點學費。

　　這些來信讓“城裏人”陳慶港疑惑，中國到底有多少這樣窮的地方，這樣的農村到底窮成什麼樣？於是，陳慶港給民政部寫信，希望得到一份當年中國貧困縣的資料，沒想到，他很快就收到了資料。“我選了一些地方，一開始幾十家，上百戶地跑。跑不過來呀，我的精力實力只能讓我老老實實地完成十四家。”

　　他把他的MSN簽名改成了“在路上”，十年間未曾變過。

　　2000年，陳慶港到了甘肅宕昌縣的毛羽山鄉鄧家村，61歲的郭翠霞老太拉著他説家裏的屋子快塌了，要他去看一看。“她堅信我是政府派來的。看著她祈望的眼神，我就跟去了她家，一間六七平方米的土坯房，破敗不堪。我一時真不知該如何是好。”

　　在郭霞翠家的土房子裏，陳慶港在火塘邊坐下，郭霞翠燒了一碗洋芋麵湯給客人，屋裏太小，木柴燒起來屋裏全是煙，陳慶港眼睛被熏得睜不開，只好走到屋外避一會兒。喝下那碗洋芋麵湯，郭霞翠和她有眼病的兒子就成為《十四家》中的一戶。“選擇十四戶人家時，並沒有什麼刻意的想法，有時候就是走進村裏，見到一戶，推門走進去，就住下了。”

　　他的鏡頭裏，這十四家關心的問題是：晚飯到底是去挖地裏的洋芋種子吃，還是到鄰村去討？到底是進城去賣血給孩子交學費，還是從此讓孩子去放羊不再去學堂？家裏的那幾塊錢，到底是該給妻子去買藥，還是去扯塊布把女兒露著大腿的褲子補上？

　　他記錄著，車虎生夫妻倆靠賣豆粉過活，那是個累死人的活兒，賺錢很少很少。車虎生的老婆曾經把褲腿捲起來讓我看她腿上的傷疤，那是以前討飯時被狗咬的。車換生拉架子車，才掙兩塊錢還不是天天能掙到，比乞討苦多了，但他還是幹。我覺得只要能靠勞動來養活自己，他們都不會主動選擇乞討。

　　車換生家裏只有一畝地，地裏收的糧食勉強夠全家三個月的口糧。因為碗不夠，所以每次吃飯時總是女人看著爺兒仨先吃，等他們吃完後她再吃。”

　　在陳慶港看來，社會上流傳的關於甘肅岷縣乞討致富多是傳説，個中辛酸大於神話，“我是沒有見過用乞討的錢蓋房子的。 ”

　　十年裏，陳慶港記錄下的十四戶人家的糧食是洋芋、苞米。偶爾有細糧，麵條，苞米飯，算是招待陳慶港。吃苞米飯時，陳慶港需要一邊喝湯才能吃下，要不總被碾碎的苞米嗆了嗓子。

　　單調寡淡的食物時常讓陳慶港“罪惡地”想著快點結束採訪，好到縣裏打頓牙祭。“我一天兩天吃洋芋沒有問題，實在咽不下，暫時的饑餓也可以忍，但他們一輩子都陷入這樣的情境。”

　　採訪這些人家時，陳慶港通常也只睡在自備的睡袋裏，不是生分了，山裏人也不來個人，啥也沒多餘的，臨時添個碗都沒有。

　　在許多地方，陳慶港發現化肥袋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被村民開發成了被子、衣服、蚊帳等。“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被子，化肥袋子，裏面胡亂塞點東西，縫起來就成了被子，因為太硬不貼身，睡覺時上面還得再壓點東西。”

　　他説，真相就像洋蔥被一層層剝開，讓人淚流滿面：現在的中國，不僅有21世紀，還有20世紀、19世紀、18世紀。

　　和十四戶人家處熟了，陳慶港也跟他們説城裏的高房價。“其實村裏人挺樸實的，不會去奢望城裏人的生活，他們從內心認定無論是房子、車子還是別的，那是你們的生活，與他們的生活無關。

　　每回陳慶港離開居住的老鄉家，都會留點兒錢。村民們都會拒絕，但最終收下。

　　2010年，陳慶港最後一次去郭霞翠家，陳慶港照例要留下錢，這回郭霞翠死活不要，“我有錢”，老太太堅持著。

　　“我想她可能真的有錢，因為她剛從蘭州討飯回來。她拍著自己的衣服口袋很乾脆地對我説，我有錢！她的口袋裏有在蘭州乞討兩個月得來的600元錢。”

　　剛進那些村子時，農民當他是記者，跟他喊冤遞狀子；後來大家當他是親戚，是村裏的一塊石頭。

　　陳慶港時常接到他們的電話，很多時候只是簡單地説一聲，“叔，我在打工呢。”

　　有紅白事的，有時也給陳慶港打個電話通知一下，他們把陳慶港當成了家人。

　　在這十四戶人家的眼裏，陳慶港是有錢也很有路子的。陳慶港説，真沒有，但真希望有。

　　他採訪的十四戶人家中，貴州省畢節市朱昌鎮朱昌村七組翟益偉今年41歲，在陳慶港看來翟益偉精明能幹，很早就從家鄉出來在深圳打工，人成熟也很拼命，他也願意奉出自己的所有來獲得一個美好的未來，“但是沒有，他的命運還是沒有真正改變。也許十年二十年還是無法改變。”

　　2009年，在深圳打工的翟益偉發生車禍，七根肋骨骨折，腿上還有一外傷，老闆逃跑了。翟益偉打電話給陳慶港求助，陳慶港輾轉通過深圳媒體幫助找到了老闆，賠了錢。但是受傷的翟益偉只能回鄉養傷，女人留在深圳繼續打工。2010年，翟益偉跟著朋友去緬甸闖生活去了。陳慶港感慨：他期許的那個美好未來，是不是永遠是個夢呢？

　　十年的體驗，讓陳慶港對於貧窮的認識，從以前簡單化的描述：沒飯吃，沒衣穿，變成更具體的人物和場景，“我更能感受到因為貧困給他們內心帶來的不安全感。”

　　但這些最沒有安全感的人，卻珍惜生活中的一點點改變。

　　陳慶港打心眼兒裏覺得這十四家的10年生活沒什麼根本的變化，吃的還是洋芋苞米，住的還是那個樣子。“我總想，靠！這日子怎麼過！”

　　但每一年，每一戶都會對陳慶港説，現在比過去好多了。

　　“我們已經習慣從東往西看中國，這樣看到的中國金碧輝煌，繁花似錦，高聳入雲的大廈遮去了它身後的一切。《十四家》讓你從西往東看一下中國，這樣看到的中國還有太多觸目驚心的貧窮，而富麗堂皇的東部，只是這幅貧窮巨畫上的一抹遠在天邊的模糊背景。”陳慶港説。

　　在自己的博客裏，他引用了蘇珊桑塔格的話“攝影是通向真實的方式而不是結果，它丈量著世界的廣度和內心的深淵。”

　　他的攝影全部採用了黑白底色，有同行説這樣的處理“去除一切噪音，直截了當，將事實如數奉上”。有人評價 “陳慶港用文字和圖片鑄就了一顆生鐵秤砣，四兩撥千斤，壓住了整個國家的虛妄與輕狂，讓那根標示財富的秤桿不致翹得過高，一直戳到天上去。” “捧著這冊書，就像捧著一顆跳動的心臟。”

　　如今，每次乘坐在向西航行的飛機上，他都會想，雲層下，那綿綿無際的高原上，是否正開遍了洋芋花？洋芋花貧賤，但頑強。

　　在杭州，他常跟人説：“洋芋花開賽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