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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接二連三曝出被問責官員，悄然復出的新聞。一些曾犯過嚴重錯誤的官員被問責“下馬”，但“風暴”過後又以各種形式被委以重任，這些事件在刺激人們視覺神經的同時，也在拷問政府的誠信。

　　近日，江西“宜黃事件”被問責的官員，一年後重新復出，將被問責官員復出的新聞推上風口浪尖。很快，不少被問責官員悄然復出的消息開始廣為流傳，甚至有學者稱：“現在被問責的官員大面積復出，傷了民心。”

　　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官員問責制度，正面臨挑戰。被問責官員該不該復出？該如何復出？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官員失職，高調下低調上

　　2010年9月10日，江西省撫州市宜黃縣鳳岡鎮發生拆遷自焚事件。事發7天后，撫州市委對8名責任人作出處理決定，其中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的縣委書記邱建國、縣長蘇建國被立案調查。

　　當時，對官員迅速而嚴厲的問責，曾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民憤。然而，前不久，這兩名被問責的“建國”悄然復出的消息開始在網上流傳，稱邱建國出任撫州金巢（經濟開發區）管委會主任，蘇建國任撫州市公路局局長。事後均得到當地有關部門的證實。

　　這兩位官員的復出，引起網絡一片“聲討”。但這並不是個例。近年來，被問責官員悄然復出不在少數：甕安事件中被撤銷黨政職務的縣委原書記王勤，被調任黔南州財政局副局長；還有黑磚窯事件中被處分的山西洪洞縣原副縣長王振俊，進京抓記者被撤職的遼寧西豐縣委原書記張志國……

　　高調問責，低調復出，幾乎成了官場“新規”：出事→問責→冷卻一段時間→悄然復出→被發現→輿論譁然→解釋復出符合規定→不了了之。

　　這種免職時“轟轟烈烈”，復出時卻悄然無聲的反常現象，讓公眾憤怒之餘，也影響著政府的公信力。

　　正如一些網友所言，如今，個別地方只要官員犯了錯，就拿問責來應付公眾，有些官員可能還涉及貪污腐敗，應該追究刑事責任，但有了問責的“保護傘”，反而能輕鬆過關。

　　對此，有專家認為，被問責官員悄然復出的消息接二連三，除了缺乏監督外，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原因，一些問責事件中存在所謂的“丟車保帥”現象：“車”站出來為“帥”頂了“雷”，他的迅速復出，就是“帥”回報或安撫“車”的利益交換。

　　正是在“車”與“帥”之間存在著某種關係，導致了被問責者的低調復出、不經群眾評議和回避公示的特殊方式。

　　引咎不辭，問責制有點亂

　　前不久，湖南株洲市被曝出一名被問責官員仍“原地做官”的消息。

　　2011年4月22日，株洲有關方面組織實施一項強制拆遷，結果一名被拆遷人自焚，經搶救無效死亡。對此事負有責任的株洲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曾侃融被責令引咎辭職。

　　但讓人驚訝的是，從2011年下半年起，曾侃融仍在以原職出席一些政務活動。消息傳開，社會質疑其為何能“引咎卻不辭職”。

　　面對媒體的採訪，曾侃融解釋，之所以一直尚在工作，是因為引咎辭職的事情“還在走程序”。

　　原本以為能“安全過關”，但由於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當地有關部門才依照法律程序，終止曾侃融的代表資格及其株洲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職務。

　　拿“問責”當擋箭牌，避過風頭，待輿論不再關注，民眾心中的怒氣和怨氣消散時，再讓他們重戴烏紗帽。這樣的問責不僅難以形成真正的威懾力，還會讓嚴肅的問責成為笑柄。

　　近日，有媒體對官員復出開展的網絡調查顯示，網友在回答“你對目前問題官員的問責怎麼看”時，有97.98%被調查者認為，“不滿意，很多問責流於形式”；而僅有1.32%的人選擇了“有的滿意，有的不滿意”。

　　當然，被問責官員悄然復出，也有其另一方面原因。一些官員犯錯後，在公眾和媒體的強烈關注下，有關部門只好臨時採取問責的措施，來平息輿論和民眾的心情。甚至，少數官員或許還夠不上被問責的條件，也背上了“問責”的罪名。

　　2008年2月20日下午，昆明市舉行招商引資專題講座時，有位副局長睡著了，正好被當地主要領導看見。很快，這位副局長被勒令辭職，局長也被要求作深刻檢討。

　　“官員開會睡覺確實不對，但頂多是紀律問題，可以用紀律處分條例對其進行處分，用問責制度處理，有些言過其實了。”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認為，“現在的問責有點亂”。

　　這種亂，不僅有損法律法規的權威，而且進一步加劇了政府信任危機，必須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

　　民生期待，復出在陽光下

　　如果，沒有那些偶然的發現，許多官員的復出就會毫無波折，官員復出也不會成為關注的焦點。

　　實際上，官員復出之所以能引發如此大的關注，除了公眾情感上的不滿，更重要的是，問責幹部在復出過程中缺乏公開透明，以致大家對其復出的原因、過程等一無所知。

　　一份調查顯示，五成以上的受訪者認為官員復出要做到“程序上公正透明”，還有三成人認為需要公開徵求意見。

　　有專家做過分析，目前關於官員問責復出的規定，尚無明確的法律法規，都散見於若干規範性文件中，比如2004年《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2008年《公務員職務任免與職務升降規定(試行)》、2010年《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辦法(試行)》等。

　　“這些制度中關於官員問責復出的規定不盡完善，而且也沒有體現對民眾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的尊重。”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沈巋説。

　　比如，當前引述最多的規定：“引咎辭職、責令辭職、降職的幹部，在新的崗位工作一年以上，實績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條件的，可以按照有關規定，重新擔任或者提拔擔任領導職務。”其中，除了對官員復出的時限有硬性規定之外，其他條件都非常模糊，也無公開透明的規定。

　　“並不是説被免職了就不能復出，關鍵是規定要科學、程序要透明、結果要公開，讓復出的所有程序都放在陽光之下，保證官員復出的公正和透明。”不少網友表示。

　　的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被問責官員的復出並不可怕，只要轉變錯誤的觀念，照樣可以為社會做貢獻。

　　作為公眾也要多一份理解和寬容之心，給重新走上崗位的官員們一個機會。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建順：從目前的問責機制執行情況看，現行的問責機制存在隨意性很大，缺乏具體的標準程序和相關的規範約束等問題。保證被問責官員按合法程序復出，首先要明確被問責官員復出的具體標準。現在儘管有相應的程序規定，但對每個環節如何評價、評價的標準是什麼等問題仍沒有具體規定。而更為關鍵的是，目前的復出評價程序、結果不透明、不公開。這就要求在明確復出標準的基礎上，建立公開機制、説明理由機制，充分、及時向社會公開被問責官員復出的理由。（本文係採訪並整合《法制日報》、《法治週末》等相關報道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