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位高層次“海歸”賣掉了他在美國的洋房回國創業，用這賣房的30萬美元換成200萬元人民幣，卻只能在北京四環以內買了一套兩居室的二手房。當他們全家從美國原來400平米的洋房換到在北京100平米的二手房後，他的孩子一搬進去就哭了。

　　“幾家歡樂幾家愁？”近年來，我國城市房價的飆升，房地産業的迅速發展，帶動了GDP的高速增長，也帶動著國家財政收入的增加。而歷史也證明，住房是一把“雙刃劍”，在特定條件下也有可能導致一個國家的經濟瞬間崩潰、長期衰退，形成嚴重社會問題、甚至政治動亂。

　　上個世紀20年代中期，美國佛羅裏達州出現的前所未有的房地産泡沫，催生了美國經濟危機，最終導致華爾街股市崩潰，引發了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危機。上個世紀90年代，日本房地産泡沫破滅，可以説是二戰後日本的“又一次戰敗”，其國內經濟經歷著沒有曙光的漫長停滯，乃至衰退。1997年，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房地産泡沫破滅，直接導致這些國家經濟嚴重衰退和社會危機，上萬億的貨幣被其他國家掠走。2008年的美國住房次貸危機，由此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使一些國家甚至全世界都經歷著經濟衰退的痛苦。

　　連美國、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都無法擺脫房地産引發的經濟危機，因此，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則更要高度警惕住房建設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其危害程度絕不可小覷。首先，高房價對凝聚高級人才形成“倒逼效應”。2008年，留日回國的河北籍碩士畢業生小薛，在北京、上海陸續工作一年，雖然月薪上萬元，但是她還是帶著“‘為祖國健康工作50年’都買不起房”的惶恐又回到了日本去打工。

　　其次，高房價與我們國家戰略背道而馳。一些不適當的住房建設佔用了大量耕地，這與我國未來的糧食安全發生了嚴重的衝突；房地産業的暴利，驅使不少企業放棄製造業，使我國的一些重要製造企業和産業迅速萎縮，這對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極為不利。同時，房地産業不正常地暴漲，特別是使本來屬於權力土地的價格飆升，其溢價部分為少數人擁有，從而嚴重加劇了社會收入分配和財富佔有差距不正常地拉大。

　　再次，高房價直接危害我國金融經濟安全。目前，我國房地産的回穩和下調不是市場機制産生的，而是主要通過限貸和限購政策、限價和問責等行政高壓手段實現的，其基礎並不牢固。今年走低的股市和房市套住不少包括境外在內的“熱錢”。若出現不必要的寬鬆貨幣政策，資産價格就會出現報復性反彈，這就為不正常的“熱錢”流出境外準備了條件，因此，我國應該高度警惕國際壟斷資本“做空”人民幣的企圖。

　　此外，房地産的暴利也催生著種種令人匪夷所思的腐敗現象。少數政府官員、開發商和學者相互勾結、捆綁成“利益共同體”，他們通過房地産立項、審批、競標、建設、預售、炒作等環節，“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使房地産市場更加混亂不堪，並成為近年來腐敗案件的“高發區”。這已經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絆腳石”。

　　住房是人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從整體上説，應該是人民群眾的生活資料，政府應給予保障，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住房問題上的根本體現。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在2011~2012年住房形勢與政策研討會上説：“我們必須清醒認識我國住房的社會主義性質，不能把住房全部作為商品。”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种經濟成分共同發展，住房裏可以有一部分是商品化的，資本可以進入運作。

　　“在特定的範圍內可以允許住房成為生産資料。但是，在全部社會住房的範圍內，住房不應成為極少數人牟取暴利的生産資料。”李慎明解釋説，如果住房全部成為極少數人牟取暴利的生産資料，那麼絕大多數人就必然失去住房這一應該必備的生活資料。這必然加大社會的兩極分化。“説得嚴重一點，這還會影響我們黨和國家的性質，為國內外敵對分子搞顏色革命和街頭政治提供條件，這對黨的長期執政和社會的長治久安帶來十分不利的影響。”

　　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住房是一個性質特殊的複雜體系。李慎明分析認為，從制度層面看，近年來住房發展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根源在於住房制度與整體市場制度設計不完善與不配套，引起參與主體的預期目標與總體設計目標産生偏差，導致參與主體的行為扭曲和衝動，最終可能導致住房市場和國民經濟的失衡。

　　而要從根本上解決住房問題，必須結合國家經濟社會體制的改革，進行綜合配套改革，對住房制度與政策實施、國家經濟安全和可持續發展戰略進行設計，建立包括制度環境和核心制度在內的整套制度體系，絕不能把當前住房市場矛盾暫時緩解，理解為住房問題的基本解決。

　　2011年，我國住房問題上的宏觀調控政策初見成效，不能再重復過去房地産“一熱就緊、一緊就叫、一叫就松、一松又熱”的怪圈。2012年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以及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之年，必須堅持調控鞏固調控成果，一定要把短期政策調控與長期機制變革結合起來，既要抓住當前的機會，一鼓作氣順勢而為，又要持之以恒，深化改革。（于振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