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又有幾位大師走了。

　　2月26日，朱光亞；3月2日，吳階平；6月20日，何澤慧；7月21日，王大珩。如同2009年季羨林、任繼愈等大師辭世那般，此間四位科學界泰斗的遠去，讓公眾在感嘆中國“從此再沒有大師”之餘，還多了些對現世學術之風的痛斥與反思。

　　這一年的中國科學界頗不平靜，先有研究員段振豪“包二奶”涉嫌腐敗，後有饒毅等人落選院士再度引發學界的名利之爭。這讓人有些難為情，大師的遠去，一次次敲響後輩對於學術本真的追求，而這樣的提醒在當下學術水平良莠不齊、道德作風極其混亂的學術環境中，卻又一次次無疾而終。

　　朱光亞：和老部下一起坐專機

　　“兩彈一星”23位功臣中，除了王大珩，今年辭世的還有朱光亞。

　　多數人對朱光亞的了解，多是源於一封信，那是他在1950年年初親筆起草的《致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號召在美留學生回國效力。就是這樣一位被公認為愛國的科學界大師，在生活上卻從未給人距離感，“平易近人”是後人回憶起他用得最多的詞之一。

　　那是我國進行的第二次地下核試驗。現場自然缺少不了一手操辦地下核試驗的朱光亞。

　　回憶者説他們一行人乘軍車，在戈壁灘上崎嶇不平的沙石路上行駛，沿路在兵站休息、吃飯。在天山腳下住一宿，淩晨乘車翻越天山山脈，下午到達某處基地。在招待所住宿休整，之後就進入試驗現場的“南山”。

　　在兩山之間的山坳平地紮營後，一行人去參觀坑道，從洞口進去，坑道如“L”字形，直道約有500多米長，最端頭有一個爆室。巷道裏面佈滿測試儀器、電纜，到處是屏蔽物。這一行人在爆室親眼觀看被試爆的“原子彈”的安裝全過程，在原子彈爆炸當天，不少人看到全山頭的各個山縫裏直往外冒白煙像似“怒髮沖冠”。

　　試驗完後，朱光亞特地來看望這一行人，由於都是他的老部下，“熟悉、相識、有親切感。”

　　朱光亞告訴他們可以搭乘他的“專機”，隨同他一起回北京。聽到這一消息的不少專家拍手歡呼，“可以免受再次遭遇沿途折騰帶來的勞累之苦。從心底裏十分感謝老首長善解人意、體貼入微的關懷。”

　　一代巨星就此隕落，夜空中那顆第10388號行星“朱光亞星”卻依然閃耀。

　　這是人們在紀念朱光亞逝世時寫下的話，緬懷的不僅僅是他的學術造詣，更有做人的真意。如今，大師一個個駕鶴西去，誰能接過大師的接力棒？

　　有人説，像何澤慧這樣“求真”的科學家不多了，如果有，也只是被打入冷宮的下場。因為他們不會弄虛作假得不到經費，沒有經費就做不出好的科研項目，終究出不了頭。

　　這樣的説法未免太過消極，但在學術環境劣化的當下，除了假借大師們的幾件小事，寄存於此，誡勉後人以外，制度上的保障的確更為需要。畢竟，學風早已不是單純的道德問題。

　　吳階平：指導別人論文不加個人名字

　　在人們印象中，吳階平通常是在中南海為最高領導人把脈。這次，或許可以從一篇論文來重新認識這位醫學界先驅。

　　翻開1965年的《中華外科雜誌》，《精囊腫瘤》一文下作者的署名只有“郭應祿”一人，當時的郭應祿是吳階平的研究生。

　　事起一個來自武漢的病人，他從武漢到上海，又轉而來到北京求醫，最終找到了北大醫院。吳階平給他做了檢查，查出了精囊癌，於是定下來做手術，郭應祿也跟著來到了手術臺。

　　術後，郭應祿作了手術總結，並寫了一篇論文，請吳階平指導。

　　給出意見後，吳階平拿著論文找到沈紹基，這是郭應祿的另一個導師。吳階平問沈紹基：“郭應祿寫了一篇文章，第一次發表。我的名字就不要了，你的呢？”

　　沈紹基也很痛快地回道，他也不要了。

　　“吳老態度很堅決，不要署他的名字。”每次説起這件事兒，郭應祿都感慨萬千，“我當時就是參加者，後來整理了材料而已，沒想到最後只署了我一個人的名字。”

　　吳階平經常帶著學生查房。恰好有一次，查到了郭應祿的一位患了腎結核的病人。他檢查時摸了一下患者的下身，然後問郭應祿，你檢查了他身體有什麼發現嗎？郭應祿答説沒有。

　　吳階平讓他摸一下患者的下身。

　　郭應祿摸到患者下身發現附睪上有腫瘤，“臉當時一下就紅了。”

　　不過令郭應祿沒想到的是，吳階平沒有當著病人的面批評他，只是出了病房後讓他到辦公室來一下。

　　心虛的郭應祿站在辦公室裏，按他的話説“搖搖晃晃”。吳老見狀招呼他坐下，跟他説：病人把生命交給咱們，咱們就要一絲不茍地對他負責任。我相信你的水平是能夠查出來的。簡短的交談中沒有指責，卻讓如今年過八旬的郭應祿記憶猶新。

　　何澤慧：不會説假話的科學家

　　作為錢三強的妻子，被稱為中國“居裏夫人”的何澤慧是中國科學院的第一位女院士，但在生前，她的大部分光芒還是被其丈夫所掩蓋。

　　去世後不久，學界開始細細回顧這位以“真”著稱的女科學家。

　　權位和來頭，排場和聲勢，以及華麗的包裝，對她而言似乎都毫無吸引力。人們説，她會時不時像那個看不見皇帝新衣的小孩子，冷冷地冒出一句不合時宜而又鞭辟入裏的實在話。

　　生前接受媒體採訪，談起造原子彈的種種，何澤慧語出驚人：那些是人家搞出來的東西，並不能算是真正物理學上的發現。此話一齣，主持人立即語塞。

　　對她和丈夫兩人的貢獻，何澤慧有著十分謙遜的評價：“科學研究就是探索自然的本來面目，如此而已。”

　　這樣一句看似極不起眼兒的話語，卻足以讓整個科學界的偽科學家、偽院士為之汗顏。

　　何澤慧對科研保持高度熱情，每次會議，何澤慧總堅持聽完。多年前一次西藏會議，她還提出要出席，組織上考慮到她的身體，沒安排她。事後她再三埋怨。

　　生前的何澤慧，雖已至耄耋之年，但一直堅持全天上班。有人考慮她年高體弱，要派車每天接送她上下班，她卻堅決不同意。一個八九十歲的著名物理學家就這樣每天擠公交車上下班。

　　這樣的簡樸讓人難以想象。此前，何澤慧和她研究室的同事一起坐火車去山西開會，到了飯點，當地領導請她去餐車吃飯，老太太説，“不用，我從食堂買了一個饅頭帶著。”

　　而她的一塊手錶用了30多年，必須平放在桌上，表針才能轉動，但仍捨不得買一塊新的。

　　王大珩：拒絕於學術無益的樣子貨

　　現在，提起“863”，公眾的第一反應，往往是大手筆，大資金，乃至大回扣等充滿銅臭味兒的字眼，這多少會讓最初提出構建它的王大珩等人心寒。

　　王大珩走後，有人為紀念他，曾發出這般感慨：這次他再也無法站起來説，不要稱他是“中國光學之父”。

　　“如果説我是‘中國光學之父’，那我的老師嚴濟慈、葉企孫，你們怎麼稱他們？”

　　王大珩謝絕的，不僅僅是這些名號，還有一些于學術無益的樣子貨。

　　當年，有人想號召同行組織會議，收取會議費牟利，並稱之為“王大珩學術思想研討會”。組織者先後3次去王大珩家裏請他登臺只需要坐一坐，都不用講話。均被王大珩拒絕，他認為這樣的會議“毫無意義。”

　　一位知情人回憶，一次學術講座的具體內容幾乎都忘記了，但有關王大珩對國人參加學術會議不端行為的憤怒卻記憶深刻。

　　那是一場長達4個小時的報告。80多歲的王大珩身著白襯衣、背帶褲，在講演中直截了當地説，學術會議僅僅是提供一個交流的平臺，而不是為了發表EI論文。他説，當下各種國際學術會議，尤其是EI/SCI檢索會議，國人投稿文章幾乎都是第一，乃至總數過半，但在會場時，往往只有寥寥幾個國人出席，且被臨時取消的論文幾乎都是國人文章。

　　上世紀80年代，中國光學學會加入了國際光學學會後，不少人舉薦王大珩出任國際光學學會的領導。王大珩婉拒道，他從解放後一直從事科技組織工作，很少具體參加科研工作，很少發表文章，學術上在國際影響不大，還是推薦學術研究有成就的人去擔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