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子弟的教授奶奶陳怡敏

      中國網絡電視臺消息（記者袁濤 報道）陳怡敏從小在國外長大，1930年出生在印尼龍目島。

      陳怡敏的父親是一名校長，每逢破産的貧僑子女因為交不起學費面臨輟學的時候，他總是為他們免去學費，安排在自己的學校就讀，有時候甚至是吃住都會在陳家。

      陳怡敏度過了無憂無慮的童年，高中時期加入學校籃球隊及愛唱歌，讓她的青春期佔盡了風頭。陳怡敏説，尤其在海外的時候，那種漂泊的感覺最為強烈。和土生華人不一樣，陳怡敏他們從小説中國話，上新華中學，對祖國有著很深的感情。在海外看到日本侵華戰爭和國共內戰的爆發，祖國的點滴都能牽動華僑的心。

      1951年，即新中國成立的第三年。陳怡敏懷著對祖國的嚮往，告別了父母兄弟，和同學們一起回國。那張開往祖國的二等艙船票父親在一個月前就已買好，母親像收拾嫁粧一樣打點著女兒遠行的行李。和有些華僑家庭不同，陳家並不相信當時印尼對新中國“共産共妻”近乎妖魔化的宣傳。陳怡敏深深的記得，有個學習成績很好的女同學，因為家人以死相逼，而不得不終止回國的念頭和計劃。

      在輪船進入國門的那一刻，他們掩飾不了內心的激動，船上一片歡呼雀躍，陳怡敏激動地寫下了詩歌《祖國，我們回來了》。

      最初，陳怡敏和同學們被廣州僑聯安排下來，領導做學生們的工作，要他們留在廣州，考廣東本地的大學。陳怡敏和同學們聽不懂廣東版的國語，要求去北京，年輕的學生們與廣州僑聯領導經過“激烈交鋒”後，學生們不顧僑聯領導“你們剛進國門就不聽話”的警告，買了去北京的火車票，同學們下定決心“到北京了即便是在馬路上睡也行”。

      同學們到了北京後，下火車的那一刻，北京僑聯組織敲鑼打鼓的歡迎儀式讓陳怡敏記憶猶新。經過緊張的復習後，陳怡敏在北大紅樓考場參加高考後來如她所願考入醫科大學。

      在哈爾濱醫科大學生活是陳怡敏青春年華最為幸福和快樂的時光。記錄著半個世紀前，陳怡敏和同學們在哈爾濱學習、生活的黑白照片，成為陳怡敏最為珍貴的記憶，四冊影集被保存的完好無損。

      1956年，陳怡敏和愛人響應祖國的號召，自願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工作，她成為新疆醫學院的一名老師。讓陳怡敏感到高興的是，患有心力衰竭和母親和半身不遂的父親，趕上了中國政府在印尼最後一次撤僑，乘上免費的光華輪迴到了祖國，葉落歸根。父母看到子女在新中國的培養下成材，感到非常欣慰。不久，蘇哈托上臺後，印尼就爆發了駭人聽聞的“大屠殺”。陳怡敏的許多高中同學和老師殞命異鄉。通過這件事，陳怡敏對祖國更加崇敬，即便是在十年艱難的“文革”歲月，仍然沒有動搖這種信念，她通常是挨完批鬥後又趕緊回到實驗室搞科研。

      在新疆工作的25年間，她除了完成教學和科研工作外，經常到偏遠的農牧區，為農牧民巡迴醫療，淳樸的各族農牧民給陳怡敏留下了極為深刻印象。

      1981年，陳怡敏因故離開新疆到鄂西北的鄖陽醫學院（湖北醫藥學院的前身），負責微生物教學和科研工作，9年後她從醫學院退休。隨後，她又被學院返聘10年，直到2000年因健康原因最終“裸退”。

      在陳怡敏簡陋的家裏，沒有一件像樣的傢具，偌大一個房間裏只有她孤獨的身影。在客廳沙發的上面，挂有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一副印刷版墨寶，這幾個字懸挂在她座位的上方，像是座右銘，時刻監督、提醒著陳怡敏。

      每逢週末，這間空蕩蕩的屋子被農民工子女朗朗的讀書聲打破寂靜，從2000年開始，陳怡敏已經堅持了11年義務為孩子們補習英語。而她多年來入黨的願望，在21年前得以實現，陳怡敏最高興的事情不是被評為“道德模範”和獲得獎項，而是在自己的幫助下，看到孩子們真實的進步。

      陳怡敏説，自己以前不是喜歡和別人吵架，而是因為做事情太認真的緣故，一認真就會較真，一較真就會發生矛盾。陳怡敏在接受許多媒體記者採訪的時候，只要求一條：實事求是，一丁點“浮誇”和“吹噓”的假東西都不允許加進去。如果有記者不守時，晚到幾分鐘，陳怡敏便拒絕採訪。

      對於自己幫助農民工子女補習英語這件事情被傳開之後，陳怡敏很淡然，她不認為這是什麼感人至深的事情。她説，這是看見別人需要幫助，只是自己伸手幫了一把而已。

      陳怡敏已經81高齡了，兒子多次催她回新疆頤養天年，她也擔心自己哪天撐不下去了，畢竟歲月不饒人。每到週五，陳怡敏就吃力的拿著筆開始備課，為孩子們週末過來上課做好準備。這樣的英語課，她自己也不知道還能上幾堂。不過，她最開心的事情，還是和孩子們在一起，聽著他們叫嚷嚷地喊著“陳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