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央視《新聞調查》節目中，中國足協原副主席謝亞龍承認自己有犯罪行為，“但我確實不是一個貪官”(12月25日中新社)。

　　對於收受多傢俱樂部錢財，謝亞龍並不否認，但卻不認自己是貪官。我們來看看他的説法:

　　對於2007年收下某球隊20萬，他説:“他們集團上上下下都做了獎勵，同時也給我獎勵了一份，20萬。”

　　“我並不是所有人的錢都收，只有關係比較好一些的，才看做人情來處理……你有了這份權力，人家就想和你搞好關係。有送幾萬、一二十萬的。”

　　“基本上俱樂部都是以感謝的名義，實際上都沒有具體辦過什麼事，就是打著感謝的名目來拉關係。包括亞泰奪冠，也是轉年給了我三萬塊錢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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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謝亞龍看來，這些錢是“獎勵”，是“人情往來”，是在“拉關係”，不涉及權錢交易。或許有人覺得他“矯情”，但他這麼想並非沒有現實基礎。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如果行為人不是索賄，只是收受他人財物，那麼，構成犯罪需要“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而對這一要件如何理解和適用，司法實踐中認識並不統一。“只要未給他人謀取利益，收多少錢也不是犯罪”，在一些人“享受”此“待遇”的現實下，謝亞龍心存僥倖，不奇怪。

　　以筆者個人判斷，他的僥倖很可能落空。2011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發佈第一批四個指導性案例。在潘玉梅、陳寧受賄一案中，對於被告方“未給他人謀取利益”的辯解，判決做了這樣的説理:“明知他人有請托事項而收受其財物，應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至於是否已實際為他人謀取利益或謀取到利益，只是受賄的情節問題，不影響受賄的認定。”如果以送錢方式謀求得到照顧被法院認定為俱樂部的“請托事項”，那麼，即使“沒有具體辦過什麼事”，收錢也將被認為是受賄。

　　法院將如何判決，我們耐心等待。但兩個問題，需要現在就明確:

　　第一，即使不被定罪，也不説明他不是貪官。在修改法律之前，對不滿足“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的人不予治罪，是法治的要求。但不治罪，只説明他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貪官，而“貪官”可以從黨紀政紀、社會倫理等多角度評價。如果謝亞龍沒有足協副主席的身份，俱樂部會送錢給他嗎?答案不言而喻。靠權力收錢，正是最本源意義上的貪官。

　　第二，法律不應放縱貪官。對為官者來説，收錢本身即侵害了職務的廉潔性。他為行賄人做了什麼，影響犯罪危害大小，但以它的有無決定受賄是否成立，卻背離了賄賂犯罪的本質。事實上，少有國家將“為他人謀取利益”規定為賄賂犯罪成立要件。不為貪官提供“庇護”，讓每一名貪官都成為法律意義上的貪官，法律需要做些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