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遼寧省瀋陽市，一名售樓員在沙盤前打起瞌睡。

　　如果以結果為評價標準，這一年的宏觀調控成績不小。影響中國人生活質量的CPI、房價兩個數字，在年底都出現回落。

　　按照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11月全國CPI同比上漲4.2%，漲幅比10月下跌了1.3個百分點。相對今年的最高點，CPI漲幅已經下跌2.3個百分點。

　　同樣的回落出現在房價上。

　　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顯示，11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下降的城市有49個，較10月增加了15個；僅有的5個上漲的城市中，漲幅均未超過0.2%。

　　11月，70個大中城市房價平均環比指數下降了0.19%，這是房價平均環比繼10月首次回落0.14%之後的再次下降，且降幅比10月擴大0.05個百分點。

　　然而，這些變化卻來自“有形的手”。

　　“從手段來看，這一年絕對不是市場導向的一年，而是色彩濃重的政府導向的一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霍德明説，如果政府干預過多，也可能對整體經濟發展帶來一些副作用。

　　行政手段限制住了房價高企

　　從2003年開始，房價就開始進入高漲的快速通道。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房地産調控開始成為每年宏觀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讓人失望的是，到今年上半年為止，房價快速攀升從未得到有效遏制。

　　不過，今年的樓市限購令做到了。

　　2011年1月2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召開，研究部署進一步做好房地産市場調控工作，會議確定了八條措施以進一步調控房地産市場。

　　這八條措施被稱為新國八條，其中包含了保障房建設、土地供應管理、稅收政策調整、信貸政策變化等內容，但最為關鍵的是要求限購令的進一步落實。

　　“各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省會城市和房價過高、上漲過快的城市”被要求“在一定時期內，要從嚴制定和執行住房限購措施。”

　　不僅如此，這個新國八條還對限購措施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原則上對已有1套住房的當地戶籍居民家庭、能夠提供當地一定年限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當地戶籍居民家庭，限購1套住房；對已擁有兩套及以上住房的當地戶籍居民家庭、擁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當地戶籍居民家庭、無法提供一定年限當地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當地戶籍居民家庭，暫停在本行政區域內向其售房。

　　一年前，限購就已經出現在房地産調控的措施當中，然而，2011年的限購才是數年來對樓市最有力的打擊。

　　在2010年，即使限購，但不論這個家庭擁有多少套住房，政策都允許其再購買一套。2011年的新國八條則徹底堵住了再次購房的口子。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南京等城市相繼出臺實施細則，其中，北京的實施細則最為嚴厲，要求購房人提供5年的社保證明或5年的納稅記錄。

　　各地樓市迅速由熱轉冷。

　　今年7月1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又作出：已實施住房限購措施的城市，要繼續嚴格執行相關政策；房價上漲過快的二三線城市，也要採取必要的限購措施。

　　全年算下來，已經有46個城市相繼實施了樓市限購令。

　　不僅如此，一些城市比如廣州郊區、廊坊、上海等地，還分別出臺了樓市的“限價令”。

　　全國範圍內的變化出現在10月。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10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環比漲幅首次下跌。11月，70個大中城市房價環比指數再次下降。

　　來自中原集團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2011年1～11月，全國30個重點城市商品住宅成交量較2010年和2009年同期分別下降16.4%和45.2%。11月，北京、上海、廣州和杭州的商品住房成交均價較2011年初均下降10%以上。

　　在北京，2011年一手住宅的成交量、成交均價漲幅均為5年來最低點。二手房成交量也降至3年來的最低點。

　　根據偉業我愛我家市場研究院的數據統計，2011年北京全市一手住宅（不含保障房）成交總量約為5.8萬套，同比下降34.2%，全市一手住宅（不含保障房）成交均價為21552元/平方米，同比去年上漲7.4%。之前4年，每年北京一手住宅的成交均價漲幅都超過兩位數，2010年的成交均價漲幅更是高達41%。

　　2011年北京市二手房成交（實際過戶量）約10.1萬套，同比下降42%；二手房成交均價22772元/平方米，同比上漲7.5%。

　　12月12日～14日，中央經濟工作會召開，給出了“要堅持房地産調控政策不動搖”的政策信號。

　　偉業我愛我家集團副總胡景暉對樓市限購令的心態很矛盾。一方面，他覺得這個政策實現了調控的目標，另一方面，這項政策也誤傷了一些合理的住房需求。

　　“這一年的地産調控明顯改變了市場預期，嚴厲打擊了投資需求。”中國房地産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房地産研究所所長陳國強告訴記者，雖然房地産在整體經濟增長中作用依然重大，但中央的文件已經不再提房地産是支柱産業了，一些地方政府已經開始想辦法降低對房地産的依賴，提出“去房地産化”的説法。

　　摁住房價帶來了什麼

　　對中國人來説，房價從來都是個有趣的話題。

　　買了房的人不希望房價下跌，沒有買房的人期望房價下跌越多越好。

　　今年下半年，有開發商採取低價銷售的策略，卻遭到前期業主的抵制。前期業主抗議、甚至打砸售樓處的事件在多地上演。

　　2011年，限購政策導致很多人無法實現在國內購置房産的願望，但與此同時，包括美國等國家在內的很多國家，房價卻在下跌。已經有一定數量的中國人開始在國外投資買房。

　　北京錦國怡凱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公關經理薛瀟楊告訴記者，公司曾組織一些客戶去美國考察，結果一個客戶發現美國的房子很便宜，一下就買了5套。在紐約的布魯克林區，原來要20多萬美元的房子，現在只要10萬美元出頭就可以買下來。這對國內很多人來説很有吸引力。

　　“在加拿大，由於這兩年華人移民的增多，當地的房價也開始上漲。”薛瀟楊説。

　　在今年財經雜誌的年會上，華遠地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任志強抱怨，通過限購政策可以遏制房價，如果取消個人住房信貸政策，對打壓房價會更有效。但是，整體經濟增長怎麼辦？

　　房地産市場關聯著土地、建材、家電、裝修等行業，房地産市場的遇冷必然對上下游的幾十個行業帶來影響。

　　土地市場已經開始出現變化。

　　中原地産研究機構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11月，全國36個城市流標地塊合計達到117宗，環比10月的22宗上漲了432%，流標面積達到了1580萬平方米。

　　12月22日，南京土地出讓會上，一塊住宅用地雖然已經降價出讓，但依然沒有賣出去，這已經是這個地塊今年第三次遭遇流拍了。

　　今年前11月，全國130個城市的土地出讓金總額同比減少了5200億，減少達到了30%。截至12月21日，北京市年內住宅類土地出讓金為460億，比2010年下降56.7%。

　　由此帶來的是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收的明顯減少。據中國房地産信息集團監測，十大重點城市的1～11月土地成交金額和面積同比縮水明顯，其中成都的土地成交金額同比下跌39%，而武漢、杭州、南京等地的土地成交金額同比降幅在三成左右。

　　此外，家電、建材、裝修等行業也隨著房地産市場而遇冷。

　　12月11日，新浪家居主辦，中國消費者協會、中國建築材料流通協會指導的“2011中國家居及房産配套産業創新峰會”召開，由於受累于房地産市場，大會氣氛緊張。

　　曲美傢具總裁趙瑞海在預測2012年市場前景時表示，2012年市場總的消費量還會繼續呈現下跌趨勢，可能有20%左右的萎縮量。

　　“家居行業的企業利潤都會下降，因為家居、建材産業單體的企業都比較小，行業規模又很大，市場下行以後加劇了企業個體之間的競爭。”趙瑞海説。

　　在霍德明看來，房地産是一個火車頭行業，對這個行業抵制性的調控措施必然會帶來很多不良影響。

　　一般的規律是，房地産市場遇冷，不僅會影響其相關聯的數十個上下游行業，而且會影響到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受到影響，又會對包括保障性住房建設等在內的保障民生的投入造成影響。

　　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告訴記者，中國民營經濟基本集中在房地産和出口兩個領域。今年的出口形勢依然不好，如果房地産市場也不好，民間的投資該向何處流？要維持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政府就必須保持相當的投資。

　　“通常的理解是，如果房價的漲幅低於通貨膨脹的增長就是合適的，但現在公眾的理解是，房價應該下跌。”曹遠征説，如果房價下跌，那就可能發生危機了。

　　在 “2012《社會藍皮書》暨社會形勢報告會”上，中國社科院學術委員、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李培林教授表示，現在處理房地産的問題非常棘手，一方面要控制住房價，就要適當控制信貸規模，另一方面如果整個房地産業出現崩盤，也會對經濟造成致命的影響。

　　調控方法有沒有更好的選擇

　　在陳國強看來，調控房地産對整體經濟肯定有影響，土地收益、稅收、整體經濟活躍度都會受到波及。

　　“出臺任何一項措施，都不可能只有利或只有弊，限購這樣的行政色彩濃重的調控措施出臺是為了打壓投資性需求，如果有更好的方法，當然更好，但現在確實看不到更好的方法。”陳國強説，在目前的市場環境下，用非經濟、非市場的手段是迫不得已的選擇。

　　2011年，房地産調控進入了行政干預強烈的階段。但不僅僅是房地産調控，整體宏觀經濟的調控中，行政干預的色彩都非常的顯眼。

　　在對CPI的調控中，政府約談就成了一種常用的手段。

　　今年2月1日，康師傅部分袋裝方便麵産品漲價，從2.2元上調到了2.3元。不到兩個月，康師傅集團再次發公告宣佈，從4月1日起將佔康師傅方便麵整體銷售30%的桶裝方便麵價格，每桶上調0.5元。

　　這樣的舉動引發了相關部門的注意，國家發展改革委對康師傅集團相關負責人進行了約談，提醒告誡其調價幅度“相對過高，是不妥當的”。

　　在約談之後，康師傅暫緩了“4月調價”，但轉而採用“減量不減價”的方法回應市場。

　　日化行業也經歷了這樣的約談。

　　“從結果來看，2011年的宏觀調控可以得A，因為去年年底最擔心的通脹問題在今年得到了有效控制。”霍德明説，但是，2011年的宏觀調控依然有副作用，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帶來了GDP的減速。今年的宏觀調控是貨幣、財政、行政三管齊下，如果給調控手段打分，今年只能得B。

　　在霍德明看來，如果從2008年算起，這4年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結果只能得B。因為前瞻性還不夠，政府多是臨時應付。

　　“2008年11月4萬億救市，目的是拉動GDP，並沒有想到會對房價、物價上漲造成影響，也沒有想到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會有什麼問題。”霍德明説，但現在看，這4萬億恰恰是房價暴漲、物價高企的最根本原因，地方融資平臺也已經開始出現問題。如果從手段上來看，這4年宏觀調控只能得C+或B-。

　　霍德明以房地産市場為例，他認為中國房地産市場也就十幾年的時間，本身就要經歷幾個大的波浪，但政府的過多干預會破壞這個行業的自我調節能力。

　　在對中國改革開放30餘年來經濟增長進行研究後，霍德明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中國宏觀經濟發展中，政府的參與太重要，而這種參與，與西方並不一樣，是對宏觀經濟全面性的干預。

　　“比如價格管制，最明顯的就是政府嚴格規定存款利率，卻允許銀行對貸款利率進行上調，這樣做的結果就是銀行賺錢太容易。”霍德明説，今年中國很多行業都東倒西歪，但卻是銀行業大豐收的一年。當有學者討論存款利率市場化的問題時，國有銀行卻率先反對，認為如果存款利率市場化，中小銀行將會破壞市場秩序。這其實就是在維護既得利益。

　　在霍德明看來，政府必須要有動力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發展經濟，行政的手段很難具有可持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