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羅伯特勞倫斯庫恩著 ISBN:7-5327-3655-5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5-01-01 38.0元

　　&&的國民黨人被搞迷糊了。他們根本擠不過去，而擋住他們去路的學生似乎又是支持這場示威的（其實這些學生的真實意圖是要保護蘇聯的機構）。人群越來越擁擠，後面的抗議者不知道前面的情形，只能不停地叫喚，“走啊！走啊！出什麼事了？”但在呼喊了一些口號之後，大多數示威者失去了耐心，紛紛涌向旁邊的小巷。蘇聯的設施保住了。

　　“表面上，”童宗海在回憶起這一事件時評述説，“我們學生響應政府的號召，支持了遊行。但實際上，我們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保護了蘇聯的財産，控制了群眾的情緒。每一件事都有兩層含義，表面含義和深層含義。”

　　這種策略後來為江澤民終身依賴。這一計劃就像中國功夫裏的一個妙招，一下子化解了巨大的力量，而不是去硬碰硬。50多年後，江澤民又一次以這種方式化解了中國民眾對外國人的怒火———但這一次的外國佬是美國人，而江已是中國國家主席。

　　1946年春，當教堂的鐘聲響徹校園時，江澤民正與張公緯在散步———張是江3年前在南京參加“清毒運動”時認識的。在江的同學中，張公緯是他的密友之一。作為江的同鄉，張早在揚州時就聽説過書香門第的江家，聽説過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壯烈犧牲的事。張是受中共地下黨支持的學生會的副主席，頗有職業革命家的風範。

　　儘管談笑風生，看上去無憂無慮，但他們對他們所戲稱的“偽學生運動”卻久久不能釋懷。在那場運動中，張是“總指揮”，帶領著3000名學生和教授衝進火車站，強徵了一列火車到南京向國民黨政府遞交他們的請願書。他們清楚地記得他們是如何呼喊口號的，“科學不偽！”“求學不偽！”他們還記得早前在南京舉行的清毒示威遊行中，他們如何在孫中山的銅像前肅穆地佇立，哀悼這位中華民國的締造者。

　　1946年4月，江加入了共産黨，此時距他20歲生日還有4個月。他的入黨介紹人是王嘉猷，從南京到上海，他們一直是同班同學。上海處於地下的中共黨組織的力量和人數正不斷壯大，吸引了不少學生加入進來，其中幾位後來成為中國政壇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高級領導群體中的顯赫人物。

　　同年6月23日，大約5萬名來自超過300家單位的學生、教師、職員和勞工在上海北火車站集合，從這裡出發舉行反內戰、要和平的遊行。共産黨組織的這次集會遊行，標誌著從4月以來所發生的一系列日益激烈的政治活動達到了高潮，儘管這些活動的公開目的是爭取和平，但共産黨的真實用意是要在與國民黨爭奪民心的鬥爭中贏得優勢。到6月底，反戰抗議活動開始把矛頭指向國民黨，指向二戰以來一直是國民黨盟友的美國。

　　然而，對江澤民的兩個妹妹來説，這位年輕的革命者始終是一個玩伴。江澤慧對她哥哥的最初一些記憶也始自這一時期。1946年夏，江返回揚州老家過暑假，兩個小妹妹便吵吵鬧鬧地吸引他的注意，要他展示一下力量。

　　“他伸開兩臂，與地面約成45度，”江澤慧回憶説，“然後讓我和姐姐一人抱住他的一隻胳膊。我哥然後把我們兩人吊了起來，直到他的手臂與地面平行。”

　　兩個興高采烈的孩子就像樹上的猴子一樣挂在他的手臂上。江澤民一直保持著這一姿勢，“像個體操運動員那樣，”江澤慧回憶説，“他真的對自己的膂力感到很自豪。”

　　江澤民也在政治上增強自己的力量。他已經深深地涉足政治，甚至開始讓自己的家人也捲入了在當時是非法的活動。王嘉猷代表南京的共産黨組織，詢問江是否願意幫助他們的老友厲恩虞（他曾領導過“清毒運動”）。作為組織過多次運動的共産黨員，國民黨正在通緝厲，他需要轉入地下並找到一個安全的落腳點。江澤民毫不猶豫地提出讓他躲到自己的姨媽家去。

　　厲恩虞以江澤民表弟的家庭教師的身份搬了進來。江和厲已經3年沒有見面了，但兩人在共同事業中所結成的友誼卻絲毫未減。厲向江介紹了許多進步的革命著作，兩人經常交流讀書心得。他們尤其喜歡看的一本書是1934年出版的艾思奇寫的《大眾哲學》，毛澤東在撰寫他的名篇———《實踐論》和《矛盾論》時就曾參考過這本書。厲恩虞是江澤民眼中的“老大哥”，對共産主義的思想體系有廣博的認識，他幫助江提高了在政治理論方面的修養。

　　江澤民還幫助厲恩虞維持生計。當時整個國家正面臨著經濟災難，而厲又不能拋頭露面，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有時，兩人會和江的姨媽一起吃飯；另一些時候，江會分給厲一些他從聯合國機構領來的救濟品，或者用自己的教書所得買的一些簡單的食物。厲恩虞在江的照顧和保護下生活，直到1948年11月共産黨即將取得全國控制權時為止。

　　在以後的歲月裏，厲恩虞成為南京中學的校長；“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受盡折磨，直到1975年才獲得平反。1978年，他死於癌症。非常令人遺憾的是，他沒能親眼看到他曾經向之傳授共産主義理論的年輕人最終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共産黨的總書記。1998年7月，厲逝世20週年之際，江主席專門撰寫了一篇文章《憶厲恩虞同志》。

　　“江澤民請我到他姨媽家去見厲恩虞，”童宗海説，“因為他想幫助我進步。江澤民總是鼓勵他的朋友求知上進。這是非常機密的事情，如果我不是非常值得信任的話，江澤民是決不會邀請我的。通過江澤民的介紹，我也和厲恩虞成為朋友。我們3人時常談論人生、信仰和道德，有時也討論共産主義理論。在這個方面，我把江澤民看作是我在思想上的良師。”

　　江主席後來不斷強調中國人民應該維護“集體主義精神”，不應該只顧個人的前途，這實際上直接來自他當年參加學生抗議活動的體驗。“這句話在我聽來是如此熟悉，”童説，“江澤民身上的‘集體主義精神’具有深厚的根基。他看到了團結協作的力量。”

　　回首往事，童説，儘管江在那些抗議、請願、遊行和示威行動中扮演了日益積極和重要的角色，他並不是單槍匹馬地去做。“一個人是發揮不了這麼大的作用的，”童説道，“江澤民甚至也不是主要領導者。這些都應歸功於地下黨。”

　　童宗海指出，江澤民敢於冒一些有備之險，他從不衝動或頭腦發熱。他在處理重要問題時非常謹慎，説話時也很小心。“在日本人侵佔時期，”童回憶説，“有時我會哼唱一些抗日歌曲。如果我唱的聲音有點大了，江澤民就會提醒我小點聲。‘小心！’他會對我説，‘如果讓特務或漢奸聽到了，你的麻煩就大了。’”

　　同樣，有一次，當童聽到江在唱一首特別慷慨激昂的歌曲時便詢問這首歌的名字，江説他也不知道。幾年之後，童終於得知這首歌就是《國際歌》。即使到兩人畢業的時候，童仍然不知道江已經加入了中共地下黨。“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在政治思想上很進步，”童説，“江澤民從不給他的好友造成壓力！”

　　直到1946年秋，江、童及他們的同學才被正式允許入讀上海交通大學，被錄取為四年級的工科學生。

　　這是一個動蕩不定的時期。即便交大也在考慮嚴酷的裁員，取消除工科以外的所有課程。江繼續參加公開的抗議活動，尤其是支持教育的抗議。這些抗議活動要求給貧困學生與教授以經濟資助（並削減軍費）；前一年的夏天，為此目的，學生還組織了“尊師”運動來籌款。

　　儘管肩負著許多校外活動的責任，但江的學習成績依然保持優秀。上海交通大學工學院下設3個係：機械系、電力係和土木工程系。江選了頭兩個係的課，這兩個係在上海交大排在最前。他主修發電和運輸。

　　交大的課程非常嚴格。學生們不僅每週要上幾乎40小時的課，而且每天還必須完成大量的作業和實驗。每一個月下來都有一次評估測驗。有一些課程，每學完教科書上的一章都要考試。學分的評定十分嚴格：以每一次月考的成績加上期終考試的成績（所佔比重很大），再得出一個平均分。

　　江的時間非常緊張———他要閱讀文學作品，參加學生運動，還要為共産黨工作，因此經常和其他學生一樣曠課。不過，正是因為缺課，他才更加刻苦勤奮，開夜車學習以補上白天拉下的課。

　　然而，江從不誇耀自己的學習本領。“我們的系主任有問題最喜歡問王慧炯，”江澤民幾十年後很直率地對他的朋友們説道，王當時就在場，“他總能回答出來，還答得非常好。他喜歡學習，而且十分勤奮。他是我們的班長。”

　　“我們在一個實驗組，”江回憶説，他是指王慧炯，“直到今天，我還留著我的實驗筆記。我還保留著當年的無線電工程教科書。每次看到它們，比方説一個有關交流電的實驗，我的記憶就會像潮水一樣噴涌。”

　　“教學全用英語，”江繼續説道，“教科書、實驗報告、講課、考試———這一切極大地提高了我們的語言技能。王教授的英語尤其流利；他的英語很棒，比我好。”

　　“到現在多少年了？”2003年末，江澤民充滿感慨地問王慧炯，“57年了吧？”他在實驗室中的老搭檔點點頭。這一刻，仿佛他們在中南海的晚宴和半個多世紀的時光全消失了，兩個夥伴又回到了上海交通大學，而王依然是班長。

　　江也同樣承認，有些同學是比他更好的工程師。江曾拿自己和一位同學作比較，這名同學後來成為當時一項複雜技術的權威。江説，“儘管我和朱麟五一起投身鍋爐研究……我很慚愧地説，我從來沒有達到過他的水平。”

　　在大學時代，江澤民沒有放棄自己對音樂和文學的愛好。即便當他從事革命活動後，他也設法找機會練習他的技藝。當學生們演出宣傳共産主義思想的小品劇時，他經常給他們拉二胡伴奏，而且不管什麼時候舉行班會，他都會指揮大家唱歌。同學們都管他叫“指揮家”。

　　當江情緒低落時，他不會對他的室友傾訴。通常，他會盤腿坐在自己的床上，讀些悲涼的唐宋詩詞。在大聲朗讀的時候，他時不時還會發出一些唏噓感嘆。

　　“不管心事多重，”童宗海回憶説，“江澤民都不會發泄或生氣。江澤民背誦古詩的時候，通常都會找一首特別能反映他心情的詩。在高興的時候，他就會選一些歡快的詩。總的來説，他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朱物華是江在上海交通大學時的教授，他是一個電子學專家，也來自揚州。有一次，江選了朱教授的課。他決定上門拜訪這位老師。在當時等級森嚴的中國，這對學生來説是一個大膽的舉動。在朱教授家裏，師生談了很多話題，包括他們共同的故鄉。

　　江記得，即使朱教授已經是一位聲名遠揚的學者，他仍然爭分奪秒地學習。一有空閒，他就會坐下來閱讀或寫作。朱物華這種好學不倦、求知若渴的精神，使他成為江澤民一生仿傚的楷模。

　　此中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在起身告辭以前，江碰巧和教授的夫人聊了幾句，她幾乎沒受過什麼教育。朱教授和他的妻子十分恩愛。儘管他們在學識上相差甚遠，但他們彼此相敬如賓，這一點讓江澤民感動不已。這次經歷給他留下了久遠的印象。

　　江所喜歡的另一位教授是顧毓琇，他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和學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電機工程學博士，他還是中國最為卓越的院士之一。“江澤民的數學肯定很好，所以他在顧教授的課上能取得好成績，”數十年後成為一名國際知名學者的王慧炯回憶説，“這是學校裏最難的課程之一。”顧毓琇還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劇作家和大詩人，他寫了13部現代戲劇和8000多首詩。

　　在他的一生中，江都會找時間跟自己的老友和老師們敘舊。1997年10月，在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時，江主席讓人捎話説他想見見顧教授（顧已移民到美國，定居費城）。此時，顧毓琇已是95歲高齡，但他立即準備前往華盛頓或紐約去見他的得意門生，就像在兩年前江頭次來訪時所做的那樣。但這次，江堅持親自前往費城，以示他對恩師的尊重。

　　在走進教授樸素的公寓時，江致歉説他應該早點來看老師。“今天，”江説，“我到這裡來看你。”兩年來，他肯定一直都懷著愧疚的心理。

　　1993年，江的另一名教授去世，這時江正準備在兩天后去看望他。“我今天起得很早，就是為了來向我的老師們致敬，”江主席在交通大學悲痛地説道，“不幸的是，沈尚賢教授剛剛逝世……我們中國人有一個偉大的傳統：那就是不管你的職務或地位如何，你都應該永遠尊重你的老師。如果我們全國上下所有人都能夠保持這個光榮傳統，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我們的祖國必將會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年輕的江澤民開始越來越多地參加政治活動，而大學四年級的他，此時剛滿20歲。1946年聖誕前夜，兩名醉酒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強姦了一名十幾歲的北京大學女生。中國的報紙上通篇都是社論，它們把強姦和“侵犯”中國主權畫上了等號———一個普通的比喻説法現在變成了一樁真事。這一事件激怒了全中國的學生，引發了“抗議美軍暴行的運動”。儘管美國和中國當局都極力低調處理這起強姦案，還是有5000名示威者走上北京街頭呼喊反美口號。這場運動在全國20多個城市得到了響應，人們遊行、集會和罷課。北京、上海、南京和天津的學校開始協調它們的政治行動。在上海，江澤民也參加了示威。

　　在整個1947年春季，江參加了一個接一個的抗議活動。從4月到6月，反內戰的集會接連不斷。5月，全國部分地區又爆發了多次反饑餓的示威。這場持續了一個月的名為“反饑餓運動”的系列政治行動揭開了紀念五四運動28週年的序幕，並把江澤民這代抗議學生和他們著名的前輩聯絡在了一起。

　　“如果不是中國人，就很難理解人們在那個動蕩時代的心情，”當時大四的班長王慧炯説，“所有的知識分子，即便他們不是共産黨，也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首要的原因是腐敗。國民黨抓捕學生領袖的做法更加激起了學生們的不滿，甚至包括那些不是共産黨員的學生。那時我就不是共産黨員；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後，我才入黨。”

　　1947年5月30日，毛澤東發表文章，讚揚了學生們要吃飯、要和平、要自由的主張，以及他們所進行的反饑餓、反內戰和反迫害鬥爭。毛在文章中寫道，一切社會同情都在學生方面，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要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

　　不久之後，在1947年的夏天，江澤民畢業了。儘管只有21歲，他的學識卻非常廣博，以至於同學們都稱他為“江博士”。在他的畢業紀念冊上，他的朋友們題辭留念：

　　“江澤民兄是班裏著名的‘博士’。”

　　“他的成績經常名列前茅，尤其精於數學；他喜歡辯論並往往贏得勝利———鋻於此，我們授予他‘博士’頭銜。”

　　“他熱愛體育運動，特別喜歡單杠和短跑。”

　　“近來，他特別喜歡寫詩和操琴，頗有乃祖‘江公’之風。”

　　江澤民接受了兩種極為不同的，但對他來説卻同等重要的教育。一種是西方科學與工程的教育；另一種是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理論的教育。當江完成了正規的學校教育時，他已變得既“專”又“紅”，這對他在共産黨的權力機構中漫長而穩定的晉陞尤為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