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羅伯特勞倫斯庫恩著 ISBN:7-5327-3655-5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5-01-01 38.0元

　　江澤民是南京中央大學機械電子係當年錄取的8名學生之一。他與該係的其他3名新生合住一個寢室，他是他們中間年齡最小的一個。“我對江澤民的第一印像是，他還只是一個少年，他真的非常年輕，比一個孩子大不了多少。”他當年的室友童宗海回憶説。童當時19歲，是4個人中年齡最大的一個。“但是我們很快發現，他絕對不是我們的‘小弟弟’。”

　　“我們的初次交談是關於我們的家鄉和家庭，”童宗海説，“他讓我覺得很自在。我感到我能夠信任他。”

　　大學生活使他們部分地遠離了戰爭所造成的混亂。6年前，日軍侵入並強佔了這裡的大片校區，將它改建成一個軍營。“這裡所受的屈辱實在是太多了。”童若有所思地回憶道。

　　這所大學的校園原來屬於一所美國教會學校，按當時的標準看，這個公園似的校園無疑是非常豪華的。江澤民的宿舍樓外觀宏偉，是傳統的中國宮殿式建築，裏面則裝了西式的照明和通風設備。儘管宿舍房間顯得很擁擠———裏面有4張單人床和1張公用的桌子，但他們並不覺得有什麼不適。江和童的床舖並排放著，中間隔著一條窄窄的過道。

　　江澤民滿懷熱情地投入到大學生活。大學第一年和第二年開設的數學和理工科課程使學生們都感覺到了壓力。江學習努力，常常靠自學就領會課堂上所教的內容，隨後，便會幫助其他同學理解這些東西。日復一日，他們一起在課堂上聽講，又一起做作業，慢慢結下了深厚的友情。他們的老師每週，有時甚至每天，都要佈置大量習題。江痛恨在解題時半途而廢，他會不停地嘗試，直到解出棘手的難題。

　　江同時還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同學們覺得他很風趣，而他也善於交友。學生們的手頭都很緊，如果需要某樣東西，他們就得節省開支，存夠了錢才能去買。江的衣服不多，但他總是衣著整潔。他在挑選密友時非常謹慎。儘管他年齡很小，許多人常來向他討教。

　　“江生活簡樸，”他的朋友童宗海説，“他逐漸成為我們中間的領頭人。”

　　江澤民的一個室友是他的揚州同鄉，家境富裕。有一次，同鄉的父親到學校來看他的兒子，兩人邀請江到一家昂貴的飯店吃飯，但是當得知他們沒有請另外的室友時，江禮貌地回絕了。父子倆堅持請他一道去，但他就是不肯答應。最後，同鄉的父親迫於無奈説，“如果你跟我們一起去，我就請上你的另外兩位室友。”直到這時，江才同意一起去吃飯。

　　“我很高興，因為江澤民的固執，我才能一起去吃飯。”童補充説。60年後，他也戴著眼鏡，跟中國國家主席有些相像。

　　和普通學生一樣，江和他的室友喜歡聊天和播放音樂，直至深夜。江還喜歡體育鍛鍊，尤其是引體向上。

　　“你想知道江澤民在大學時代最開心的是哪一刻嗎？”童宗海問道，同時咧嘴一笑，“那是他贏得一次引體向上比賽的時候。我們把寢室門框上的橫樑當作單杠。搞這個比賽是江澤民的主意。”

　　後來，引體向上比賽在他們中間頻繁舉行，而且每次———總是由江先提議———他都能贏。在最佳狀態時，他能做24個。

　　“他不會拉到‘一大半’就算數，”童補充説，“每拉一次，他都要盡力讓自己的下巴越過橫樑。”

　　儘管學習生活令人愉快，但現實世界的侵擾還是無處不在。由於南京當時是日本佔領軍支持下的汪精衛傀儡政府的首都，所以南京中央大學的學生們經常感受到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日本兵隨處可見，總是以征服者的姿態招搖過市。政治問題距離學生們的思想並不遙遠，學生們發現了人多力量大的優勢，並日益渴望嘗試解決他們國家的問題。

　　江澤民上大學第一年的12月中旬，鴉片氾濫成為學生們沮喪情緒的焦點。在國民黨統治下，吸毒受到嚴厲查禁。任何人只要被抓到在抽大煙，都會被投入監獄，有些人甚至會被當場打死。然而，在日本人統治下，這一情況發生了逆轉。佔領軍積極輸入鴉片，在當地老百姓中間大肆兜售，以削弱他們的體質，瓦解他們的鬥志，同時也為了賺錢。“日本人佔領南京以後，”童回憶説，“大煙館就像雨後春筍一樣冒了出來，到處都是。很顯然，有日本人在背後支持。我們極為憎恨他們的這種惡毒政策。”

　　對學生們來説，抽大煙是中華民族長期陷入昏睡狀態的一種令人痛心的象徵。一天在下課後，江澤民一陣風似地衝進寢室。他向大家報告説，學生領袖們正在計劃採取行動。“昨天晚上，我們的一些同學出去封煙館去了，”激動的江告訴他的室友説，“但那些沒有良心的煙館老闆叫來了日本憲兵，把他們毒打了一頓。有幾名學生還受了傷。”由於有日本佔領軍給他們撐腰，那些煙館老闆根本就不怕報復。

　　“今晚，”江小聲地説道，“我們要集體出動———人越多越好。我們都得去。”

　　要作出這樣一個決定可不簡單。因為1943年的南京仍處於日本人的鐵蹄之下，為了控制中國老百姓，他們奉行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即燒光、殺光、搶光。可能僅僅因為對某個人看不順眼，日本兵就可以隨便編造罪名，抓人、關人、打人和殺人。“我們是奴隸。”童宗海説。

　　遊行示威反對日本人所支持的政策是需要勇氣的，但還是有成千上萬的學生———從大學生到中學生———走上街頭參加了抗議活動。其中大多數學生出生在20世紀20年代。他們從出生起就一直生活在日本壓迫者的陰影中。“我們在很小的時候就親眼目睹了侵略者的殘暴，”童説，“從我們一生下來，我們滿耳聽到的都是祖國的主權慘遭蹂躪的消息，和兄弟姐妹縈繞不去的號哭聲。”

　　早在抗日戰爭以前，中國的學生們就時常把抗議作為一種促成變革的手段，且往往奏效。從民國建立到1919年現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民族主義群眾運動———五四運動，中國年輕的知識分子就勇於發表他們有關國家未來的見解。在示威活動中，學生們經常唱起一首名為《畢業歌》的歌曲。

　　同學們，大家起來，

　　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聽吧，

　　滿耳是大眾的嗟傷，

　　看吧，

　　一年年國土的淪喪！

　　同學們，大家起來……

　　歌詞的最後一句是，“我們是要選擇‘戰’還是‘降’？我們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場。”

　　多年的屈辱和失望，在江澤民這代人的心靈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們長大後決心要為國奮鬥。對許多學生來説，“清毒運動”成為他們藉以發泄對日本人壓抑多年的憤恨的機會。幾乎整整60年之後，童宗海和江澤民，這兩個當年的大學室友仍然記得《畢業歌》的所有歌詞。許多年來，江在很多場合都唱過這首歌，包括他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節目的採訪時。

　　雖然他的室友們也很想打敗日本人，但他們並沒有立刻就響應江的號召參加行動。許多煙館老闆都是黑幫成員，除了日本人以外，還有有權有勢的漢奸在背後給他們撐腰。學生害怕受到報復，更怕受到傷害。

　　“我們當然感到擔心，”童説，“那些老闆都是幫會分子。我們只不過是一些青年學生。我們憑什麼和他們鬥呢？當然，我們支持搗毀那些邪惡場所的主意。不過，到真正要動手的時候，我們害怕了。如果我們真的砸了一些煙館，會怎麼樣？以後會發生什麼？我們會被認出來，列入黑名單，一個一個地被清除掉。”

　　但江堅持道：“人少了不行。”他懇求他的朋友説：“請和我們一起去吧。不管怎樣，我們今晚都得去。”他慷慨激昂地談到了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民族性，直到兩個室友同意加入。第三個室友説他願意留守。“萬一你們要是出了什麼事，”他對他們説，“起碼我還可以給你們的家人送個信兒。”

　　當晚，數百名學生在學校的運動場上集會，來自南京其他高校和中學的學生也同時向這裡聚集。他們之所以選擇晚上舉行抗議活動，是因為這個時候煙館的生意最為興隆。很快，一支1000人的學生隊伍開始沿著意為“和平”的太平路向市區進發。他們直奔煙館最為集中的夫子廟地區。

　　“這是一個非常寒冷的夜晚，”童回憶説，“我們一邊無畏地舉起右臂，勇敢地握緊拳頭，一邊唱著抗議歌曲並呼喊口號。我們希望能吸引路人加入我們的隊伍，儘管當時天已經黑了，還是有許多老百姓聚集在道路兩側觀看。在行進途中，我們的隊伍不斷壯大———不斷有學生加入，就好像被磁石吸引了一樣。我們的總人數最後增加到了約4000。”

　　“我們感到充滿了力量，”回憶往事的童宗海突然提高了聲調，“那麼多人和我們站在一起。”

　　最初，只有17歲的江澤民和他的室友走在一起，但不久他開始在遊行隊伍中前後穿行，來回傳遞消息。

　　“他的臉上都是汗。”童説。

　　每到一處煙館，學生們都會給裏面的癮君子上一課，告誡他們吸毒的害處並勸他們戒毒。學生們還指責煙館老闆賺的是昧心錢，並指出他們的所作所為會貽害子孫後代。學生們宣稱，販賣鴉片是在犯罪。於是，他們要求煙館老闆交出鴉片和各種煙具。一些老闆乖乖地交了出來，但另一些老闆則試圖反抗。

　　“如果煙館老闆交出毒品和煙具，我們就離開，”童回憶説，“但如果他們拒不交出，我們就開始砸煙具，把它們扔在地上摔得粉碎，並沒收他們的毒品。我們雇了一些人力車來拉我們的‘戰利品’。在回學校的路上，走到國府路原國會大樓附近的廣場上時，我們卸下所有沒收的東西，一把大火把它們燒了個精光。”

　　整個晚上，漢奸和荷槍實彈的日本憲兵一直尾隨著學生隊伍，但學生們繼續前進，他們一路高呼口號，唱著歌，在凜冽的寒風中緊靠在一起。當沒收來的鴉片和煙具被付諸一炬時，他們拍手大聲喝彩，直喊到聲嘶力竭。

　　學生領袖之一的厲恩虞發表了講話。“我們今天的行動是勇敢的、勝利的，”他對周圍的學生們説，“我們給了那些販毒者和吸毒者一個教訓。鴉片是中國的恥辱，它只能使我們的祖國蒙羞！”

　　厲隨後提到了1840年英國發動的鴉片戰爭，這場戰爭最先引發了19世紀外國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並最終導致中國遭受日本的佔領。這是一段長長的屈辱史，而它最為刺目的象徵就是學生們剛剛成功地銷毀的鴉片。

　　“我們決不能忘記這個歷史教訓。”厲恩虞慷慨激昂地説道。此刻，江澤民出神地站在那裏，一動不動。他認識到，愛國主義的激情可以戰勝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