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農曆猴年歲末，一本名叫《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的傳記不動聲色地出現在中國各大城市最顯眼的書架上。無任何官方宣傳，無任何大規模的公共宣傳活動，然而，僅僅10多天，第一批印刷的20萬冊圖書在全國各大書店銷售一空，春節期間馬不停蹄趕出來的40萬冊，也旋即被市場瓜分，讓出版社、銷售商、讀者都大吃一驚。我們看到，《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無可爭議地成為近期最熱門的社會事件、文化新聞之一。

《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封面

　　此書的作者庫恩博士今天將專程到訪南方日報報業集團並於昨天(2月23日)接受了我們的採訪。當我們走近他的時候，銀發、微笑、態度和藹、氣質雍容，吐字清晰，沒有一絲剛剛結束越洋飛行的倦態。這位以作為中國人朋友為榮的美國人，很快興致勃勃地談起了此書撰寫、出版的前前後後。

　　中國是一個特殊的國度，只有通過解讀中國的歷史，才能夠真正了解中國的現實。我設想通過一個能夠反映時代變遷的人物，寫他的故事，寫一代人的故事，寫個人生命歷程中國家的命運。我想，這是向世界展示中國神奇魅力與顯著進步的最生動的形式。

　　創作全追蹤

　　讓世界了解中國，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

　　記者：怎麼會想到要寫一本中國領導人的傳記？

　　庫恩：我在中國十多年，對這片土地感情深摯，我在這裡工作、生活，和三教九流交朋友，在這裡看到許多東西正在欣欣向榮地發展著。然而我的美國同胞乃至西方世界中的許多人還陷在對中國認識的迷霧中。我想多做一些事情，盡可能地讓外面的世界更加了解中國。這是我很久以來的願望。

　　記者：是什麼具體事件直接促成您動筆寫這本書？

　　庫恩：2000年，江澤民先生訪美，接受了哥倫比亞電視網的著名記者華萊士的專訪。我和朋友滿懷希望地早早守候在電視機前，並看完了全程，結果讓我們異常沮喪——因為華萊士的節目中對江先生的部分評價很不公正，這一點對於任何稍微了解中國國情的人，都是不能接受的。美國見多識廣的著名記者都會有這樣的慣性認識誤區，更不要説老百姓了。我當時就覺得動筆寫《江澤民傳》刻不容緩，美國人民需要通過了解一個領導人的個人史，了解中國的歷史，了解真正的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對於中國這個國度，要用歷史來解讀現實。美國的年輕人，不了解中國近現代史，就永遠不會理解，為什麼在中國“穩定壓倒一切”。

　　科學，是我取捨、組織材料的唯一標準

　　記者：您寫此書的主要資料來源有哪些？

　　庫恩：我聽廣播，看電視，借助網絡搜索資料，研究各種各樣的論文文獻，這樣積累了許多年。除此之外，我組成了一個寫作班子保證我得到一切可能得到的信息。這樣，我們最後收集了3000萬字的文獻資料。

　　記者：對於中國來説，您是一個外來者，您如何保證您蒐集到的信息足夠客觀、公正、全面呢？

　　庫恩：寫傳記，首先是科學，而非藝術。我非常驕傲我可以宣稱自己是一個科學家，我讀博士期間攻讀的是一門聽上去很可怕的學科：“頭腦解剖學”，學院裏的訓練讓我有比較完善的科學思維方式，幫助我在鋪天蓋地的材料面前保持客觀冷靜。關於一個題材，我總是要求有許多種信息來源，多方求證，反復推敲，最後才敢下結論。

　　記者：有人説你在書中把中國描繪得過於美好，你是否認為自己粉飾了中國社會現實呢？

　　庫恩：(思考了片刻)這對我來説是一個美學問題。在我眼中，真實的中國已經足夠有説服力，再不需要畫蛇添足地粉飾什麼了。現在外界對中國的了解，數量太少，內容也有許多歪曲，可是據我所知，只要真正接觸(他在這個詞上加重了語氣)過中國的人，沒有不喜歡中國的。因此，在中國的形象宣傳方面，我認為只要把真實的東西展示出來，就不用擔心觀眾會不喜歡。

　　誰能客觀地告訴我關於江澤民的事，誰就將是我的採訪對象

　　記者：您擬訂的採訪計劃是怎樣的？

　　庫恩：首先，我選了幾個江澤民先生學習、工作過的地方，比如北京、上海、長春、南京、揚州等。同時，尋找江先生的親朋好友、同窗同事，這是很好的採訪對象，可以獲得第一手資料。

　　記者：您怎麼挑選您的採訪對象？給您印象最深的是誰？

　　庫恩：首先就是，誰能提供客觀信息，誰就可以成為我的採訪對象。在實際的採訪過程中，有5位重要人物對我幫助很大，是我這部傳記能夠最後成文的關鍵。他們是：江先生的妹妹、同窗、同事和老領導。我很榮幸採訪了汪道涵先生。他第一次見到江澤民時，江才23歲。向來到工廠視察的汪道涵描繪了工作設想的情景至今讓汪記憶猶新。通過這些採訪對象，我深深感受到了江澤民的人格魅力與風采。當我以後再見到江澤民先生的時候，想起了他的老同學的描述，我感到非常親切。

　　我的妻子經常取笑我：“他又去見江澤民了。”

　　記者：為了這本書，您整整花了4年時間，這4年間讓您覺得最痛苦、最快樂的是什麼？

　　庫恩：這兩者往往意味著同一件事。年復一年通宵達旦的案頭工作，全情投入，讓我痛苦的同時，又覺得非常快樂。你們現在看到的這本書，是3次重寫、5次編輯的結果。第一稿是70萬字，現在47萬字左右。我的手提電腦隨時伺候，方便隨時寫作。許多個夜晚，一吃完晚飯，就一頭扎進書房，妻子常常取笑説：“瞧，他又去見江澤民了。”（全場大笑）這已經成為我們家的傳統笑話了。

　　記者：順便問一下，現實生活中，您見過江澤民幾次？

　　庫恩：3次。第一次見到江先生，是1993年，我住在古巴哈瓦那一家賓館的行政樓裏，在走廊上，看見了江先生，當時他正在古巴進行國事訪問，我很驚喜；第二次，是2000年9月，我見到江先生，在紐約的一個招待會上；第三次是2003年11月在北京，我聆聽了他關於幾個問題的講話。

　　寫這本書讓我感覺到了中國人情世態裏的美

　　記者：這本書的寫作對您個人來説有什麼幫助麼？

　　庫恩：寫這本書讓我感覺到了中國人情世態裏的美，讓我重新認識了“關係”這個詞。國際社會中，一提及中國的“關係”，一般就讓人聯想起，腐敗和不規範操作等等，但在採訪過程中，接觸到的中國人，我親身體會到他們交往的方式，讓人聯想起人類很久遠以前那種彼此信任、互相包容的美好關係。在他們淳樸的表情裏，有一種讓人十分感動的天真和坦誠。

　　記者：舉個例子好麼？

　　庫恩：我把江先生的親朋好友看成了自己的親人。我見到他們的時候，就好像親人久別重逢。那天，當我見到江先生的妹妹江澤慧，我忍不住緊緊擁抱她，我們都非常高興彼此能夠見面，我想，這就是親人間的感覺。

　　記者：具體地説説，寫這本書，您得到了什麼？

　　庫恩：（大笑）得到了兩個稱號，一個是“消極反華主義者”，一個是“新一代的斯諾”。不過言歸正傳，有人猜測，我通過寫這本書，在中國獲得許多經濟資本和政治資本。我想正式澄清一下，我本人是花旗銀行的執行董事，但在寫作此書的4年間，在中國並沒有任何項目，沒有收到任何直接或間接的經濟報酬。我準備把此書稿費的50%贈給3個慈善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