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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醫患糾紛層出不窮，但今年以來，海南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下稱“海南醫調委”）已調處終結了139起醫療糾紛，竟無一例反悔。這個去年9月由海南省綜治辦、高院、衛生廳等10個部門推動成立的第三方調解機構，何以發揮出這樣大的威力？它的成功模式能否複製？日前，記者來到海南醫調委，探訪近日備受關注的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模式。

　　醫療糾紛對63歲的秦貴弟來説，已是見慣不怪的事，“只是這些年特別多”。

　　秦貴弟當過10多年內科醫生，去年被請來籌建海南醫調委，並任主任。

　　“調解就是磨嘴皮子。醫療糾紛走司法程序，時間長、成本高，而患者往往是弱勢群體，醫療事故舉證難，官司勝訴率低。患方來調解，最想知道的是醫療事故原因及下一步怎麼辦，我們就用醫療和法律的專業知識引導他們和解，把道理説透。”秦貴弟説。

　　市場運作各方參與

　　18個縣市各設一名兼職調解員，多是司法系統工作人員

　　據秦貴弟介紹，海南醫調委主要採取“政府推動、市場運作、各方參與、專業調解”模式，已成為海南醫療糾紛調解的主渠道。

　　醫調委現有專職調解員13名，大多是熱心調解工作的退休醫生、法官、檢察官等。除了專職調解員外，全省18個縣市各設一名兼職調解員，多是司法系統的工作人員。

　　在採訪中，恰逢海口某區人民醫院醫務科胡金牛來醫調委遞交調解材料。該院10月剛經歷了一場“醫鬧”，因而胡金牛對調解的作用頗有感觸：“醫調委介入‘醫鬧’後，患方才同意做死者的屍檢調查、進入調解程序。調解員對平息事態很有幫助。對於醫療糾紛而言，人民調解雖不是萬能鑰匙，但卻是目前最好的一把鑰匙”。

　　調解員蔡文認為，調解員重要的作用還體現在幫助患方權衡好利害關係。“曾有患方對醫調委定的賠償金額不滿意，質問我們：‘難道一條人命就值兩萬元嗎？我就是不服！’我們對他説，一條命的價值不是兩萬元，而是無價。但是就你這個案子的情況，到法院起訴可能一分錢都拿不到，還要支付訴訟費、律師費等。”他有時候會直接把患方拉到醫調委辦公室外的走廊裏，指著墻上挂的法律條文直接解釋。

　　目前，醫調委已為海南省農墾總醫院調解18起醫療糾紛，調解成功16起。

　　所需費用財政補貼

　　專家都是公益性的，且匿名參與醫療糾紛鑒定評估

　　除了辦公室外的走廊裏挂滿與醫療糾紛、人民調解相關的法規條文，醫調委最引人矚目的當屬會議室墻上懸挂著的“海南省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專家庫”。

　　據了解，醫調委專家庫已囊括575名醫學專家、75名法學專家、25名保險專家。秦貴弟介紹，進入調解程序後，醫調委將從專家庫中抽調2名醫學專家、2名法學專家、1名保險專家組成鑒定評估小組，對醫療糾紛事故“定性、定責、定損”，引導醫患雙方簽訂和解協議。

　　是否有專家拒絕參與呢？秦貴弟説：“一開始，我們就講明這是公益性的，專家評估鑒定費每人200元/次。而且，我們保證不向醫患雙方透露專家姓名及其所屬醫療機構。”

　　小朱的父親10月因腸癌手術後大出血在海口某醫院過世。他告訴記者，當初來找醫調委是聽説這裡有專家庫，“就想搞清父親的死因”。經過醫調委的調解，小朱接受了院方的賠償方案。

　　據醫調委工作人員介紹，醫調委的辦公場所租賃費、專家鑒定評估費由財政部門補貼，不需要患方支付任何費用。而凡是購買海南省醫療責任保險的醫療機構，均可到醫調委進行調解。截至目前，全省共有219家醫療機構投保醫療責任險，繳納保費2037.38萬元。醫調委從醫責險保費中抽取10%，用於支付員工工資和日常辦公支出等，2%用於防災防損宣傳。

　　“也有人懷疑我們會不會故意把賠償金額定得高些，從中撈好處。但是我們的經費全部來自保費的定額佣金，與賠償款的多少無關。”秦貴弟説，醫調委已作出對鑒定專家、調解員收受賄賂行為的處罰乃至取消資格的規定。

　　“要100萬—200萬元的很常見，最高的索賠800萬元。我們必須嚴格執行既定的調解程序，不能給患方造成錯覺——好像通過醫調委就能拿到很多錢。”據介紹，截至11月30日，醫調委共受理醫責險項目下醫療糾紛187例，患方索賠金額4900多萬元，協助當事醫療機構賠償金額510多萬元，平均結案時間為9天。

　　此外，醫調委還建立了回訪機制。目前，調解案中患方滿意度達95%，醫調處終結139起無一例反悔。

　　醫療維權仍存難題

　　地方政府行政干擾嚴重，令調解工作陷入被動

　　今年5月，醫調委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省司法援助中心與工作站會不定期將一些醫療糾紛方面的法援求助者轉到醫調委。

　　醫調委副主任張輝廣退休前就職于海南省司法廳，有律師執照，現在工作站服務。他表示，“法援和調解結合起來很有好處，老百姓不知道怎麼通過司法途徑解決醫療糾紛，來了醫調委，願意調解的就調解，不接受調解的可以請法援幫忙。”目前，在醫調委參與調解的醫療糾紛案件中，已引導進入法律訴訟的有8例。

　　然而，在不斷完善機制的同時，醫調委的工作也面臨不少困難和問題。

　　調解員梁彩紅説，“行政干擾”是目前醫調委工作中的一大障礙。“有些地方政府對第三方調解機制認識還不到位。往往為了儘快平息事態，不按照醫調的程序來，單方面承諾患方一些無理要求，令調解工作陷入被動。此外，一些醫療機構對醫責險的認識不足，將其等同於普通的保險，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張輝廣説：“行政機構出面調解，必須改變以往大包大攬的局面，調動社會力量共同參與醫療糾紛調解。”同時，他表示：“很多醫務人員的法律觀念淡薄，不承認自己主觀上疏忽大意，不按照規章制度診療，結果出了事才後悔。因此，應加強對醫務人員的普法。”

　　秦貴弟表示，在發揮人民調解作用的同時，還應下大力氣打擊“醫鬧”。凡是發生在醫院的打砸搶行為，以及在醫院設置靈堂、拒絕移屍、拉橫幅等影響醫療工作的行為，公安機關都應介入並儘快嚴肅處理。“否則，患方靠‘醫鬧’得到不菲的賠償款，認為採取‘醫鬧’方式比走其他的調解和法律途徑更有優勢，導致醫療維權逐步走向暴力化、普遍化。”秦貴弟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