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發生在素不相識的學生和清潔工之間的暴力衝突引發了一場“貧富對峙”的討論。

　　12月5日下午，北京電影學院2號學生公寓東側，一對男女學生因停車問題與正在作業的清潔員發生衝突，“雙方互毆”後，清潔員被急救車送往醫院，途中不幸身亡。

　　事發當晚8時55分，北京電影學院官方微博發佈消息：12月5日下午3時08分，學院某學生因停車不當與清潔工發生衝突，雙方互毆，導致該清潔工死亡。後該生被傳喚至公安機關，現校方正積極配合調查工作。隨後北京市海淀區警方發佈消息稱，嫌疑人因涉嫌故意傷害罪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目前此案仍在進一步調查中。

　　一件小事引發爭執，一個鮮活的生命終結了，一個憧憬著美好前程的大學生被刑拘了，如此結局令人扼腕。有位網友稱：“這一天，世界不僅失去了一位默默無聞的普通人，也多了‘一個年輕而悔恨的靈魂’。”

　　很多人在互聯網上對這位清潔工的離去表示哀悼，同時也有一部分網友“人肉”出了涉案大學生的姓名、專業、個人照片及在校學生會擔任的職務等信息。

　　也有網友在反思悲劇的起因，“不管是垃圾車擋住了奧迪車的道，還是奧迪車擋住了垃圾車的道，只要雙方中任何一人作出讓步，事件也不至於走向極端化。尤其是一方還是讀了十幾年書的大學生，卻選擇了最野蠻、最不需要知識的手段用暴力解決糾紛，這樣的戾氣值得社會反思。”

　　基於事實和人性的反思彌足珍貴，但可惜的是這種反思很快就被淹沒在標簽化的情緒論戰中。

　　大學生與清潔工，奧迪車與三輪車，雙方地位、身份的懸殊差距，使本案具有了成為網絡熱點的全部要素。“電影學院‘奧迪男’打死清潔工”，這是某網站轉載這一新聞時用的標題。微博上被頻繁轉發的一句評論是：“電影學院已經……墮落成了富二代鍍金的垃圾場。”很快，“奧迪男”成了涉案男生的標簽，並遭受了夾雜著“敗類”、“人渣”等詞語的幾乎一邊倒的聲討。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學院教授趙振宇認為，貼標簽是把事實簡單地概念化，“一個普通的事件一旦被貼上了某個標簽就很容易吸引讀者的眼球，産生轟動效應，但可惜的是，事實本身卻被忽視或掩蓋了。”

　　一位網友在關於此事的討論中留言稱，“事件發生到現在為止，信息流出量少之又少，我們還不能判斷出這次事件到底是誰對誰錯，但與清潔工互毆的開奧迪車的學生一旦被貼上了標簽，人們便堂而皇之的在警方尚在調查中時便口徑一致地聲討‘為富不仁’的奧迪學生。”

　　另一位網友留言稱，這只是簡單的刑事案件而已，類似的刑事案件每天發生幾百起，為什麼要加個“奧迪男”來確定身份呢？就是大家仇富而已。

　　時評作者魏英傑以“假如北京電影學院清潔工打死‘奧迪男"為題撰文稱，即便身份意識可能是導致這場暴力的一個來源，卻也不必過於誇大，進而把這事件渲染成“強者對弱者的欺淩”。“假如是清潔工打死‘奧迪男’，輿論該如何對待？難道該説這是‘正義的勝利’，或者‘富二代死得活該’？設若如此，人們將遺憾地看到，法律規則被抹除了，正義界限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貧富對峙。據此，判斷是非對錯，人們只需要看這個人的衣著打扮、座駕配飾，只要是衣著光鮮的一定是個壞蛋，衣衫襤褸的就一定代表著正義。可這樣來看待世界，正常嗎？會不會顯得太簡單粗暴了？”

　　可惜的是，上述有益的換位思考非但沒有引起更多的反思，反而招來“板磚”無數。有網友跟帖稱，“假如‘奧迪男’被清潔工打死，不用輿論操心，自有人替奧迪男‘主持公道’，而清潔工被‘奧迪男’打死，如果輿論不操心，這事有可能會不了了之。”也有網友譏諷持此論調者是受雇的“水軍”，更多的留言則是人身攻擊，污言穢語。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祝華新認為：“很多網民有一種‘羅賓漢情結’，扶弱抑強，只要是弱勢群體就給予支持，對官員、富人、專家等持懷疑和敵對態度。面對一個事情，不問是非只問善惡，而且這種善惡還是他們以往形成的刻板印象。”

　　紅網的一篇文章認為，同情弱者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被這種情感所左右，對事件的看法缺乏獨立的、客觀的分析，只有對財富赤裸裸的反感，那麼正義的界限就消失了，法律的界限也沒有了，民眾人人都是法官，自發地對奧迪學生進行道德審判：你開奧迪，對方是清潔工，你活著，而他死了，所以你是不可饒恕的。這種對事件的簡單粗暴的直覺，折射出這個時代的焦灼與浮躁。

　　祝華新認為，網絡病的前提是社會病，“網民的盲目和焦慮的情緒是源於現實生活中強勢群體佔據過多的社會資源，弱勢群體沒有表達渠道、維權困難、缺乏公平感，現實社會中的問題解決了，網絡上的不良情緒才能根除。”

　　“除有賴於個人素質提高，還需要通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才可能有所改變。”魏英傑認為，如何擁有正確的財富觀和是非觀，已成為擺在當前的一個嚴峻問題。暴戾和仇富心態，都不是一個文明法治社會的正常表現。

　　“一些媒體為了吸引眼球，熱衷於給一些報道亂貼標簽，網友根據媒體的報道進行標簽化解讀，媒體隨後又依據網友的留言甚至猜測進行報道，這樣就形成了雙向惡性膨脹。”趙振宇認為標簽化情緒氾濫與一些媒體在報道時的不自律有關。

　　祝華新也提醒：“記者不能根據帖文寫稿，也不能簡單地跟著網上的流行情緒走，或者佔據所謂道德高地，記者第一位的責任應該是提供更多真實的細節，帶領公眾逐步逼近真相，真相比什麼都重要。”

　　祝華新舉例説，在小販刺死城管的夏俊峰一案中，很多媒體和網友一味指責甚至妖魔化城管，只有一家媒體記者去實地採訪了被刺死的城管家人，這才發現其實被刺死的城管也是生活窘迫的貧民，而且數代單傳。

　　趙振宇也認為：“受過專業訓練的媒體從業者應該自律，避免盲目從眾的心理，不能網友怎麼説你就怎麼報道，這就把原本混淆不清的事實變得更加混沌了，這對媒體的公信力和當下得社會心理是一種傷害。”

　　祝華新則稱：“網絡時代的傳統媒體應該成為真偽參半的網絡信息的過濾器、網上偏激情緒的緩釋劑、國民心態的壓艙石，這是傳統媒體的責任。”

　　本報北京12月1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