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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受訪者認為大學行政領導兼做科研弊大於利

發佈時間:2011年12月13日 04:14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中國青年報 | 手機看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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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李曉宜

  日前,湖南大學新任校長趙躍宇正式對外宣佈,在自己任校長任期間,將不申報新科研課題,不新帶研究生。他解釋此舉是為了給全校師生做好管理服務工作不親自帶學生,是為了帶好全校所有的學生;不做課題,是為了全校的老師能夠更好地做課題。

  他的這番表態在社會上引起熱議。反對者質疑,不&&做學術的校長不是好校長;支持者認為,目前大學行政領導兼做教學科研,已經嚴重影響到學術資源的合理分配,趙校長的做法值得肯定。

  近日,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搜狐新聞中心,對3010人進行的一項名為“你如何看待大學校長兼做科研”的調查顯示,74.3%的人支持趙躍宇校長的做法。在自願參加此次調查的受訪者中,高校教職人員佔36.5%,教育部門管理人員佔8.7%。

  “評價一個大學校長好壞的標準,應該是他管理的大學的業績優劣”

  最近,江蘇省某高校教師張力(化名)正為課題的事情發愁。他去年拿了一項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因為任務繁重,需要吸納其他老師作為課題研究成員。可他每次提出申請時,都被以可能影響學校正常教研秩序為由拒絕。張力認為,這個理由只是託詞。他覺得,自己的課題之所以得不到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校領導沒有參加。

  浙江理工大學副教授劉義(化名)告訴記者,當下高校行政領導運用權力謀取學術資源的現象非常普遍。在他看來,學校內部分配研究項目等學術資源已經成了一個利益分配的過程。其中“最佔便宜的”是那些既有學術身份,又掌握行政權力的人,“他們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想不得到好處都難”。

  劉義説,在這種情況下,一些“聰明”的老師很願意去做行政職務,因為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行政領導,情況就會大不一樣。而一些一心只想做學術的“清高”的老師,就很難拿到與自己學術能力相匹配的學術資源。

  “我身邊有不少同事抱怨過學術資源分配不公,可是抱怨有什麼用呢?行政領導在學術資源分配中佔得先機成了潛規則。要麼屈從於這個規則,要麼就被規則所淘汰。”劉義無奈地説。

  調查中,85.4%的人感覺,大學裏行政領導兼做科研的現象普遍存在。

  調查顯示,71.5%的受訪者認為大學行政領導兼做科研弊大於利。83.1%的人擔心會導致行政權力影響學術資源的合理分配;70.4%的人擔心會加劇大學官僚氣息,影響學術自由;60.2%的人擔心領導精力有限,兩頭難以兼顧;47.4%的人擔心影響科研質量;46.4%的人擔心影響其他大學老師的發展機會。

  “大學校長不做科研,對個人而言是‘災難’,對學校而言則是‘福祉’。”北京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洪成文教授説,湖南大學校長的這一做法乍一看好像是作秀,但實際上他是在個人前途與學校發展間作出了重大抉擇。作為學者型校長,放棄科研就意味著放棄了對眾多獎項的角逐,放棄了當選院士的機會,是事關個人“生死存亡”的大事。但是,這樣的選擇卻能讓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到服務學校發展上去,整個學校最終會因此而受益。

  對於大學校長是否應該放棄科研,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則持保留意見。他説,對於一般院校而言,校長專注于管理而放棄科研無可厚非;但是對於研究型大學來説,校長如果幾年都不做科研,不了解學術的基本發展情況,又怎麼能做好管理呢?

  “當今社會對校長這一崗位性質的認識出了問題。”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熊丙奇指出,一直以來我們都認為,大學校長應該是學術上的佼佼者。但問題是,學校的管理與做學術都需要耗費大量精力,一般情況下,一個人很難同時把兩方面都做好。更重要的是,校長等學校行政領導做學術,可能出現通過行政權力謀取學術利益的現象,從而導致政學不分、權力通吃,最終敗壞學校的學術風氣。“評價一個大學校長好壞的標準,不應該是學術做得好不好,而應該是他管理的大學的業績優劣。”

  91.6%的人期待大學進一步去行政化,還學術自由發展的空間

  劉海峰認為,大學校長是否願意繼續做科研,本是一個個人選擇的問題,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關注,是由於大家對大學去行政化的期待很高。

  調查中,91.6%的人期待,大學能進一步去行政化,使行政權力與學術分離,還學術自由發展的空間。

  “去行政化”一直是當前大學改革的主題詞之一。2010年發佈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明確寫道,要探索建立符合學校特點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傾向,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與此同時,復旦大學、吉林大學等高校也進行了一系列大學“去行政化”的實踐。

  時至今日,大學去行政化的效果怎麼樣?調查中,93.4%的人認為,當前我國大學中行政權力過分干預學術的情況依然普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身份為高校教職人員的受訪者中,持這一態度的人員比例多達94.1%。

  劉義坦言,雖然大學去行政化的口號不絕於耳,但就他的實際感受而言,大學行政化的“病症”不但沒有減輕,反而越發嚴重了。在他看來,沒有具體可操作制度的跟進,所謂的規劃免不了成為擺設。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決不只是校領導不進入學術委員會那麼簡單,關鍵要看學校的權力結構有沒有發生改變,校長等行政領導權力通吃的現象有沒有得到遏制,教授、學生的自主權利有沒有得到提升。”熊丙奇認為,真正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一方面要理順政府與高校的關係,擴大學校的自主權;另一方面,在高校內部要理順行政與學術的關係,避免行政權與學術權糾纏不清。

  熊丙奇指出,去行政化改革針對的群體就是當前的高校行政領導。他們是當前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掌握著巨大的資源與改革話語權。湖南大學校長能夠“向自己開刀”,的確值得欽佩。可是,對於那些不願意“向自己開刀”的大學行政領導又怎麼辦呢?這畢竟只是個人選擇,缺乏制度保障。“所以,高校‘去行政化’的阻力非常大,很容易淪為表面上改革、實際上不改革的‘改革陷阱’。”

  大學“去行政化”關鍵需要做些什麼?調查中,排名前兩位的分別是“教授治學,行政權力不插手學術事務”(77.4%)與“行政權力不干預學術資源的分配”(77.0%)與。接下來還有:取消高校各級領導的行政級別(59.5%)、行政領導不兼做科研(57.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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