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年紀輕、文化程度較高、觀念更新，對農村和土地的感情日益淡漠，進城務工的目的從生存型漸進為追求平等發展。在城裏安家、做城裏人已成為他們新的憧憬。”日前，全國婦聯和中國家庭文化研究會發佈一份調查報告，再次將進城務工者中的“新生代”群體推送到前臺。

　　報告稱，我國1980年及以後出生的“新生代”進城務工者約8487萬人，佔進城務工者總數58.4%，已成為外出農民工的主體。

　　本報記者採訪了上海的兩名“新生代”進城務工者，聽他們講述自己和這個城市的故事。

　　劉娟，女，24歲，四川南充人

　　不覺得自己是農民

　　前天晚上9時30分許，送走最後一個客人，劉娟松了一口氣，舒展一下筋骨，準備換衣服回家，她還要騎四五十分鐘的電瓶車才能回到在寶山的家。

　　她來自四川南充縣的農村，初中畢業後出來打工，五六年前來到上海，做過服裝廠工人，當過餐館服務員，兩年前開始做美容師，月薪兩三千元。她的老公也是四川人，在一家川菜館當廚師長，月薪6000元左右。兒子4歲了，一直放在劉娟老家，年底劉娟的媽媽就要帶他來上海。劉娟的父親和弟弟也在上海。

　　雖然在上海有家，可劉娟始終覺得有種漂泊感，計劃打拼出點名堂後，還要回老家，最近夫婦倆已經籌劃在縣城買房。

　　在上海過得很累，生活成本太高，一起幹活的人中流行一句話叫“掙1000花2000”。租房每個月700元，一個人做一餐中飯要花20元菜金。房價更不用説，連一個衛生間也買不起。在老家，3000多元一平方米能買上中高檔的電梯房了。上海的學校也難找，這幾個月，她一直在給兒子物色幼兒園，附近有個實驗幼兒園，太貴，上不起。民工子弟幼兒園便宜，但人太多，進不去了。所以到現在也沒找到合適的，她心裏愁得很。

　　這些還算好的，最怕的是生病。在老家，生個小毛病到小診所，十幾二十元錢能解決問題。在上海，一去醫院，幾百元就沒了。

　　在上海工作也不踏實。以前她做的那家公司老闆説，簽滿兩年合同才給她交“三金”，可她不敢簽約，怕萬一有事情要回家，不能做了，她就違約了。到這家店上班有兩個多月了，也還沒幫她交。而且這家店的底薪也只有1150，還不到上海的最低工資標準。

　　劉娟家裏的地早已荒了，她也不覺得自己是農民。“也許別人還會把我看成農民工，可我們這些人在大城市做的時間長了，與社會接觸多，觀念、説話、做事，肯定都比農民工進步。”她説，人生經驗是一點點積累起來的，年輕人要跟上潮流，不然就被淘汰了，那就得回家種田去了。

　　夫妻倆的條件在務工人員裏算不錯的，但攢的錢沒法買房。他們想在上海開家川菜館，一直沒找到合適的門面。好點的、大點的太貴，小點的又沒法做。

　　又一年快過去了，想著爸爸媽媽的辛苦，劉娟只想多掙點錢，讓他們早日離開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