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錢學森再一次西裝革履出現在中科院力學所的廣場，時光之輪已經轉過半個世紀有餘。

　　11月30日上午，中科院力學所首任所長錢學森塑像揭幕。紅綢掀起的剎那，本與故舊門生和那些仰慕他的人們天人相隔的錢學森，神采奕奕地躍然眼前。

　　在這位“換上中山裝，一生不穿西服”的傑出科學家誕辰百年之際，社會各界追思無限。

　　100年前的12月11日，錢學森帶著嬰兒的初啼來到世界，從此走過98年的傳奇人生，為當代知識分子寫下為人治學的範本。而他留下的“錢學森之問”，依舊刺痛著整個社會的神經。

　　紀念錢學森誕辰100週年展的“終語”如是注解：回答“錢學森之問”，關係著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學習和探索錢學森的一生就是回答和詮釋這一世紀之問的最好途徑之一……

　　治學一生惟嚴謹

　　在上海交通大學新生開學第一課上，學校黨委書記馬德秀常常向學生講起一個與試卷有關的故事。

　　試卷的主人是一位可敬的學長——錢學森，卷首時間：1933年1月24日。其時，錢學森在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院讀三年級。

　　這是一次水力學考試，錢學森的試卷卷面書寫工整，中英文字寫得秀麗端莊，連等號“=”都像是用直尺畫的一樣，解題一氣呵成，堪稱完美。這份考卷老師原本要給滿分，但錢學森卻發現，一道答題中“Ns”漏寫了一個“s”。

　　就是這個下標，讓錢學森覺得不安，他主動要求扣掉4分。

　　這份難得遇見的考卷，任課老師金愨教授十分喜歡，即使在顛沛流離的戰亂歲月也始終保留著。直到40多年後，金老師將這份試卷捐給學校檔案館。

　　一份試卷折射出錢學森嚴格自律的治學精神。

　　在做了錢學森26年秘書和學術助手的涂元季眼裏，錢學森從青少年開始，軼事不斷，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來不得一點含糊，“所以大家不要以為科學精神、科學品德是虛的，沒有這些成就不了大師”。

　　1964年，錢學森已經是世界級的力學大師。他的一篇論文中間有個小錯誤，被在新疆一所農學院工作的普通青年發現了。這名青年抱著試試看的心態，給錢學森寫了一封信，指出“錢所長”新近發表論文中的一個方程式推導有誤。

　　有媒體記載，一個月後，青年意外地收到了錢學森的回信：“很感謝您指出我的錯誤！也可見您是很能鑽研的一位青年。科學文章中的錯誤必須及時闡明，以免後來的工作者誤用。所以我認為，您應該把您的意見寫成一篇幾百字的短文，投 《力學學報》刊登，在整個力學界公開這個錯誤。幫助大家，您認為怎樣？”

　　細心的人們會發現，與今天一些科學家的著述相比，備受尊崇的錢學森一生著作很少。

　　涂元季對此的解讀是：錢老生前發表的著作、文章雖然很少，但都是他個人的真東西，他從不掠人之美。

　　有一次，錢學森得知一位教授在搞模糊數學，覺得這是數學裏面新的前沿，很有意義，就把他約到辦公室一起探討這個問題，之後指導寫論文。論文寫好後，這位教授建議，錢學森花了大量心血，這篇文章兩人一起署名。

　　錢學森回答，科技論文的署名只能署幹實活的，如果説建議覺得合適、接受了，最多在論文的結語提一句就行了。這是世界學術界的慣例，必須堅持。

　　“我姓錢，但是我不愛錢”

　　在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展廳，與浩瀚“書海”相對應的，是樸素得不能再樸素、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起居用品。玻璃櫥裏，一隻破舊不堪的公文包引人注目。

　　這個公文包是錢學森旅美期間參加一國際會議時由會務組饋贈的。1955年錢老歸國隨之將其帶回國內，因長年使用，公文包的邊沿經多次縫補，出現了松斷的線頭，在包的兩側還有多個大小不一的破洞。但錢老仍不捨得丟棄，一直使用到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

　　“這個公文包，手柄換了又換，陪伴他40余載，記載了中國航天事業的日日夜夜。”在上海交通大學日前舉行的“紀念錢學森誕辰100週年座談會”上，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錢學森圖書館建設指揮部總指揮吳旦説。

　　事實上，淡泊名利、拒絕名利的故事終其一生，錢、名譽、地位，在錢學森這裡，都沒有生存的市場，錢學森曾説：“我姓錢，但是我不愛錢。”

　　在中科院國家科學圖書館展覽上，有一張北京中關村科學院宿捨得照片。1955年，錢學森回國後，就住在這裡。1960年，他從這裡搬進航天部大院，從此再也沒有動過。

　　回國後，錢學森還把在杭州、上海的幾處房産，都捐給國家；上世紀60年代，錢學森致信中科院力學所領導，主動請求調整級別工資時降低自己的工資。

　　錢學森用那本著名的《工程控制論》出版獲得的不菲稿費，給中科大力學系農村來的孩子買計算尺的故事，同樣傳頌至今。有的同學還把這把跨越近半個世紀、見證師生情誼的尺子珍藏身邊。在他們中走出了近十位院士。

　　錢學森是全國政協第六、七、八屆副主席，但是，早在1992年，他就致信當時的政協主席李先念，請求辭去政協的一切職務。

　　與今天備受社會詬病的一起起“院士爭奪戰”有些不同，在錢學森圖書館存留的書信顯示，1988年至1992年，錢學森兩次致信中科院，請辭學部委員（院士）。

　　他也一直不願接受“導彈之父”或“航天之父”的稱呼。他曾堅定表示，航天是一項大規模的科學技術事業，其成就應要歸功於集體，自己只是恰逢其時，做了該做的事情。

　　1991年，退出一線工作後，錢學森給自己定下許多“原則”，誰説情都不能破。如不題詞，不為別人的書寫序，不參加任何成果鑒定會，不出席任何應景活動，不出國，不到外地開會，不上名人錄等。

　　面對甚囂塵上的不正之風，錢學森曾對秘書感慨，唯有潔身自好，不沾染一點淤泥。

　　科學與藝術的聯姻

　　2005年7月29日和2009年8月3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兩次登門看望錢老，錢學森當面就“創新人才“培養問題提出了建議，還提出了“處理好科學和藝術的關係，就能夠創新，中國人就一定能賽過外國人”的觀點。

　　錢學森用自己的一生對此作出了最好的詮釋。

　　錢學森曾總結自己的人生道路：“有兩個高潮，一個是在師大附中，一個是在美國讀研究生的時候。”

　　北師大附中校長劉滬在教育部舉行的座談會上介紹，錢學森曾經在北師大附中校園學習、生活了10年。

　　那時的學生沒有考試追高分的壓力，他們把大量的時間用來“玩”——讀課外書、動手實驗和外出實踐。

　　生物課上，老師常常帶學生到野外採集、製作標本，錢學森當時就用在野外抓到的蛇製作了標本；幾何課老師用桐城派古文的風格寫講義，講課時還拉著腔調念講義；雖然當時學校還很窮，但是化學實驗室卻對學生隨時開放，錢學森在那段時間做了很多化學實驗。

　　劉滬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曾對此總結，錢學森創新精神是“玩”出來的。正是這種沒有過多限制、形式多樣的教育讓錢學森對知識充滿了興趣，他博覽群書，對探索新知充滿了嚮往。

　　“當年我們學校的校訓是‘誠、愛、勤、勇’。”劉滬説，校訓所提出的4個方面是一個優秀人才的必備人格特徵，“沒有一條直接與分數、升學相關”。

　　晚年，躺在病榻上的錢學森痛心地説：“現在的學生對知識沒有興趣，老師教到什麼程度，學生學到什麼程度，這樣的教育是不行的。”

　　錢學森年輕時就“迷”上了音樂，並顯露出非凡的音樂才華。他特別喜歡貝多芬的樂曲，學過鋼琴和管弦樂；加入學校銅管樂隊，成為銅管樂隊出色的成員；廣泛涉獵音樂理論書籍，發表過專門討論音樂的文章。他對於畫畫和攝影也有濃厚的興趣，並擔任1934級級刊委員會美術部幹事。

　　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學習工作期間，錢學森除了參加物理學會、航空學會和力學學會之外，還參加了藝術與科學協會。

　　數十年後回憶往事時，錢學森曾感慨：“我覺得藝術上的修養對我的科學工作很重要，它開拓了科學創新思維。我們當時搞火箭時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藝術家交談時産生的。”

　　他與歌唱家蔣英的結合，堪稱科學和藝術的完美聯姻。

　　錢學森和蔣英自幼青梅竹馬，都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1937年，蔣英考進柏林音樂大學聲樂係，開始了在歐洲學習音樂的漫長旅程。此時的錢學森，則在美國苦攻航空機械理論。1947年，他們在上海喜結良緣，結婚“信物”就是一架黑色三角鋼琴。

　　聽音樂、看美展，兩人的業餘生活始終充滿著藝術氣息。即使在美國整整5年的軟禁生活裏，也常常是錢學森吹豎笛，蔣英彈吉他，共同演奏古典室內音樂，排遣孤獨和煩悶。

　　回國後40多年，蔣英登臺演出或指揮學生畢業演出時，總要請錢學森去聽、看、評論。錢學森説：“我在一件工作上遇到困難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往往是蔣英的歌聲使我豁然開朗，得到啟示。”

　　1991年10月16日，錢學森在人民大會堂授獎儀式上即興演講時説：“44年來，蔣英給我介紹了音樂藝術，這些藝術裏所包含的詩情畫意和對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我豐富了對世界的認識，學會了藝術的廣闊思維方法。或者説，正因為我受到這些藝術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夠避免死心眼，避免機械唯物論，想問題能夠更寬一點、活一點。”

　　本報記者 雷宇 通訊員 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