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速寫）

　　羅雪村畫

　　最近，嚴歌苓的長篇小説《陸犯焉識》在全國各大書店上架，以她同名小説改編的電影《金陵十三釵》即將上映，受到電影觀眾的熱切期待，今年上半年播出由她編劇的電視劇《幸福來敲門》也博得一片喝彩。

　　面前的嚴歌苓，淡定，有氣質，沒架子。長期住在外國的她，每天早晨開始寫作，做家務，在平靜的狀態下，《小姨多鶴》、《第九個寡婦》、《赴宴者》、《扶桑》、《天浴》這些有著不同時代背景、刻畫各色人物、講述各種故事的小説，一部接著一部問世，而這些作品幾乎都成為影視改編的大熱門，為廣大觀眾所熟知。

　　於是，嚴歌苓本身也成了故事，在華文寫作的世界裏，她不斷引起人們的好奇。

　　第一筆蘊藏所有可能性

　　編輯：你的長篇小説新作《陸犯焉識》，講述一個留過洋的上海大戶家公子在上世紀20年代到90年代的人生經歷。在小説中，陸焉識最後是失明的，他的夫人馮婉喻是失憶的，這樣寫有什麼特殊含義？

　　嚴歌苓：我從父親身上得到一種啟示，人在某個方面殘疾了以後，其實就得到了更多自由。比方説我爸爸後來耳朵失聰，但是他可以戴助聽器參與你們的談話，或者不參與你們的談話，他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裏。所以像這樣一種缺少一種功能和感官的人，也許不像我們想象得那麼痛苦，也許他獲得的是一份自由。

　　編輯：你的作品裏的女性形象給人印象更深一些，她們都很善良、包容，生活中做出了很多犧牲，而男性人物多是有弱點的，這與你對兩性的認識有關係嗎？

　　嚴歌苓：你覺得我小説裏的女性比較完美嗎？

　　編輯：我印像是這樣的。

　　嚴歌苓：那可能跟我是女性有關，我不能走出自己的局限吧。但我還不是完全服氣這種説法，那我要提出《紅樓夢》裏面除了賈寶玉還比較可愛，其他的像賈政、薛蟠，每一個人物都不那麼讓人喜歡，女性人物個個可愛。為什麼我和曹雪芹，還有托爾斯泰，都這麼愛女性，我也説不清楚。

　　男人在我這裡有英雄和非英雄之分，我愛寫非英雄。男人本身在社會上是主流，女人相對邊緣，那麼在這樣一個主流群體裏挑出一個人，再寫成英雄，還有法看嗎？所以我喜歡寫宴會蟲這樣的人，他本身是非英雄，但你能看到他英雄的一面，在他種種缺陷的背後，你會發現他很可愛。我很喜歡寫一段民族歷史投射在小人物身上，使這個小人物發生的命運變化。

　　編輯：小説中的人物和你當初設想的一致嗎？

　　嚴歌苓：每個人物都有很多地方不是我所計劃的。我寫人物基本上都有一個素描，但是寫著寫著人物就有生命了，很多東西超出了計劃。所以，創作是一個非常偶然的東西，越偶然寫出來的東西越好。

　　很多東西都是有神性的，其實在你完全不思考的時候，你的潛意識在運轉。畫家把第一筆顏料涂上去的時候，其實蘊藏著所有筆觸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不在偶然情況下是不可能呈現出來的。所以我覺得創作的迷人之處就在這裡，它太偶然了，完全不可重復，如果我把這個小説丟掉了，我不可能再創作出來一個相同的作品。

　　想象力也是可以訓練的

　　編輯：你的作品時代感都很強，以細節取勝。你説《陸犯焉識》90%是虛構的，但其中的細節還是很生動。這些豐富細節是怎麼得到的？

　　嚴歌苓：我有一個習慣，就是特別愛聽別人講故事，講我們家裏的老親戚，我們的朋友，這些故事有很多細節。大概人和人不一樣，有的人把細節聽漏了，有的人記憶像個過濾器，把細節都沉下來了。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好的聽眾，我很愛聽故事，經常會問細節。

　　作家不僅僅要在真實生活中蒐集細節，還要想象，要有舉一反百的能力。一旦創作出一個人物形象以後，你能不能根據對人物的一點點了解，來設想整個人物，想象他做人、處事的所有細節，然後靠細節一點一點把他的邏輯和細節呈現出來。

　　我覺得想象力是作家第一位的素質，離開想象力，了解再多的細節都是沒有用的。

　　我記得在哥倫比亞藝術學院學習的時候，老師一句話叫做“Open Your Mind‘s Eye”——睜開你思維的眼睛，就是你寫的時候要看到你的人物在做什麼，看到他的動作、語言、細節，一旦寫作走進瓶頸，你儘量閉上眼睛，讓你腦子裏的“眼睛”睜開去看這個人物，這就是想象力。培養你的想象力，就像練肌肉，腦子裏的東西也是可以訓練的。

　　編輯：《赴宴者》寫的是當下一個混吃混喝的“假記者”，這種緊貼現實的特殊題材作品，它的真實感應該不是僅靠“冥想”所能做到的。

　　嚴歌苓：我很重視調查。比如當年寫《赴宴者》的時候，我做過調查，也找組織者幫我安排到某個場合去，親眼見到整個過程。一個作家，要勤快一點。你要是寫河南農村還是要到那兒住一住，寫青海高原還是要到青海高原住一住，很多工夫是不能省的。

　　編輯：這麼多年來，你不斷推出新的作品，講述不同背景下各色人物的故事，很少重復自己。你如何看待作家的創作生命力？

　　嚴歌苓：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現在更喜歡看歷史和真實的東西。一個人越來越實際了，越來越看開了，可能寫的東西就是他直接感悟到的東西，而不需要編個故事來告訴你他的感悟。

　　但寫小説是要有更多夢幻的因素來進行創作。作家和任何藝術家一樣，如果能保持童心，他就會繼續保持創作。畢加索一生都在畫，他的畫一直在變化，最後他做陶瓷，做不同形式的藝術，一直到去世，就是因為他保持了那顆童心。

　　什麼都不如“寫對了”重要

　　編輯：你的文字平實、簡潔、到位，跟你做過編劇有沒有關係？

　　嚴歌苓：隨著寫的東西越來越多和歲數越來越年長，我的文字不像過去那樣“語不驚人死不休”，我覺得那是年輕時候的追求，現在的追求是，語言把感覺完全寫對。你要誠實地問自己“我真是這樣想的嗎？”如果不是這樣想，就反反復復地改。我們要誠實地寫作，而不是矯情地讓人看文字有多漂亮。

　　我曾經遇到過一位美國女作家，她寫了幾部作品在美國很暢銷，我問她你覺得行文什麼最重要？她説什麼都不如寫對了重要，這個是最難的。

　　還有一次我問一位英國男作家：你覺得什麼是可行的寫作？他説這個沒法告訴你，但是“仿佛”、“似乎”這樣的詞儘量少用，我經常把它刪得精光，去掉學術腔和學生味。這些詞兒説明你企圖寫漂亮，要找一些比喻；當你更樸實，想把它寫得準確的時候，就會儘量少用那些“油潤”的詞彙。

　　西方的寫作有一個要求就是你文字裏的信息量夠不夠，一句話裏傳達了多少信息和字面之後的意義，符合要求的，我把它留在紙面上，不符合我就刪掉，《陸犯焉識》我就刪掉了10萬多字。

　　編輯：現在影視越來越主流，此前文學講故事的功能部分地被影視取代了。這種情況下，文學相比于影視的獨特性在哪？強烈的語言特色算不算？

　　嚴歌苓：文學當然有它的獨特性，但文字的華美不是文學的最高境界，用它本身樸實的意象來體現它的寓意，我覺得這才是高級的文字。電影和電視的風行，是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種文化都在面臨著的挑戰，電影使用的是最先進的媒體、聲音、圖像，把所有先進手段整合到一起。那麼文學呢，我們只能説我們是芭蕾，我們是大歌劇，是人類不能缺的藝術形式。

　　漢語寫作被世界重視需要時間

　　編輯：你在東西方文化語境中從事雙語創作，你也談到中國作家的作品不比國外作品差，只是在翻譯傳播上有所不足。

　　嚴歌苓：我覺得這個問題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個國家的國力是決定這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受不受別人重視的重要原因，如果你的經濟、政治相對弱，那麼別人對你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就相對忽略。如果你在世界上是舉足輕重的，那麼別人就會有願望來了解你的文化。日本也是因為經濟強大，在國際上很受重視，翻譯它的作品才更多。

　　我們的國力是這十年讓人看到它的突飛猛進，我們的文化和意識形態要給人家一段時間來了解，因為這種了解比確定你的GDP數字要難得多。特別是中國文化的悠久、古老，中國文字的特立獨行，與所有的西方文字不具備那種共享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有個成熟的翻譯，是需要時間的。

　　中國文學已經好起來，世界應該重視了，但從他決定來重視你到最終理解你，也要投入很長時間，我們要有這個耐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