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暢】：有一個河北感染艾滋病的家庭，對我影響很大。我去的時候，他們家處在一種很特殊的情況下。
      【記者歸來】：他們家幾口人？
      【劉暢】：一家三口人，母親因為輸血感染了艾滋病離開人世，孩子才2歲，孩子被發現感染了艾滋病毒，只有父親是健康的。當我們走進這個家庭，父親抱著孩子，村裏沒有任何人敢接近他們，像躲避幽靈一樣躲避他們。農村地區根本不知道艾滋病是怎麼回事，一聽嚇得跑出幾十米遠。別的人群能躲避，但我們不能躲避。他們當時的狀況讓我挺辛酸的，就和跟我一塊去的女記者，在當地小賣店裏花了200多塊錢，把玩具都買下來給那孩子，我相信那個孩子長那麼大，第一次有人給他買這麼多玩具。
      【劉暢】：後來我也走進了艾滋病人群，採訪了更多的艾滋病家庭。他們在影響我，感染我，有時候我覺得正因為他們，我們的工作才更有意義。我們能夠讓他們看到希望，能夠讓他們看到這社會是公正的，他沒權沒勢要去贏得利益衝突的官司是很難的。當時我陪他們去法院立案時，法院的院長經常看《中國青年報》，對我説要堅決秉公處理。6年後法院判決醫院賠償他們30萬塊錢。當時我感覺，在尋求社會公正的道路上，記者有幸面對著很多權益受到侵害的小人物，採訪的時候我們的心是跟他們在一起的。   
      【記者歸來】：這樣的情況也是個別現象，並不是説每個權益受侵害的小人物命運都會有記者去介入？
      【劉暢】：當然，在很多情況下是沒有記者去問津的。但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這些小人物，去河北白溝採訪中毒的打工妹，安全生産事故苯中毒的，我不止採訪了一次。九個孩子都十六七歲，大部分是初中輟學去河北白溝打工。當我走進他們，非常強烈的感覺就是我的眼淚是跟他們流在一起的，回來發現我採訪本上都是淚水，不是她們的淚而是我的。這就涉及到記者這個職業非常正常的表達方式：採訪的時候，我會熱淚長流，因為我是人，和所有人一樣有著生活願望，有各種七情六欲。在面對這種困難的時候，我不能不動情。   
      【記者歸來】：那這種動情，會不會影響你報道？
      【劉暢】：這就是我們職業的一個問題。我記得後來在江西的一次水庫移民的家裏，當我拿出工資去資助一個要斷糧的家庭時，跟我一塊去的女記者特別不理解，説“救急不救窮”啊，你不怕他們拿著你的錢今晚就喝酒去？我説，我們碰到的人是從我們身上感受到記者是幹什麼的，我希望在他們心目中，記者是一群有愛心的人，不是對別人的痛無動於衷，希望在採訪的過程中，讓他們感覺到社會是溫暖的，這是我在採訪的私人情懷。但在後期的報道裏，要求我們不可以有私人情懷，是一種公共表達、客觀理性的描述事實。而且我一直是這樣認為的，公平正義的職業理想，悲天憫人的職業情懷，是需要客觀理性的職業表達來實現的。記者個人氣質與職業要求的關係如何平衡？錢鋼説的一句話：新聞工作是活潑的人從事的嚴謹事業，炙熱的心肩負的冷靜使命，浪漫的人從事的艱辛勞作。其實19年，我最放不開的其實就是一件事，曾經到《焦點訪談》的時候我也跟他們説過，在社會轉型時期，在中國做記者要有底層情懷。她説，你説這句話之前我都沒有想到，我還能跟底層有關係，我覺得在北京生活挺舒服的。我説，在中國做記者，底層情懷就來自於最樸素的人的情感，就是我們關注底層，關懷底層，這是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