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10月20日起，觀點版連續推出五期“本報評論部”文章——“關注基層治理”，分別以《把握一個真實的“微觀中國” 》、《走出“選擇性治理”誤區 》、《築牢幹群關係的“信任基石” 》、《解好基層治理的“二元方程式”》、《破解基層難題需要改革支點 》，關注基層執政現實。“本報評論部”文章發表後，引起不少基層幹部與研究學者的濃厚興趣，尤其對當前基層的治理模式改革、管理方式創新産生了極大共鳴。

　　為此，我們繼續推出“關注基層治理”特別策劃，擬以系列訪談形式，約請近期引發熱點關注的部分縣鄉幹部和研究學者，圍繞“頂層設計如何對接基層痛點”話題，針對當前社會關注的一些基層治理難點、痛點，傳遞聲音，還原民情，分享體會，尋找對策。

　　今天，我們邀請“小夢如事件”所在地——湖南雙峰縣縣長吳德華，以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趙樹凱，就“社會流動和融合”相關問題展開探討。

　　●流動著的農民，他們的生活困頓和情感煎熬，不僅牽動著人們的良知關切，而且敲打著這個社會有些脆弱的公共秩序

　　●文化隔膜和制度缺失是當前限制社會融合的兩大問題

　　●努力將社會保障制度覆蓋到包括流動人口在內的所有人，才可能實現“共享成果”的和諧社會目標

　　“流動”成為基層一大管理挑戰

　　本報評論部：今天，因“流動”引發的基層治理問題日漸增多，成為基層治理的一個重點、難點。以今年為例，廣東的“增城風波”，是在增城打工的外地務工人員與當地居民以及基層管理者之間的群體性矛盾衝突；北京關閉打工子弟學校事件，又從另一個側面折射了流動人口對城市管理提出的挑戰。而因為父母雙雙在外打工，兩歲留守女童小夢如獨守奶奶屍體7天后才被人發現。

　　作為“小夢如事件”發生地湖南雙峰縣的治理者，吳縣長，你能否告訴我們，“流動”問題在基層到底是什麼狀況？

　　吳德華：“流動”量有多大，我舉幾個數字。在雙峰，全縣戶籍人口94萬，每年外出務工經商人數在14萬人以上，佔到15%；留守兒童就有1萬多名。且基本上是農村人口外流，有的村幾乎沒有幾個勞動力在家，留守在家的孩子們和老人，無人照顧。坦率地説，像小夢如這樣的家庭狀況，比比皆是。我跟省內省外一些農業縣也溝通過，這種情況很普遍，對全縣的産業結構、就業狀況、社會發展也産生了相應的影響。

　　在小夢如事件發生後，我們展開了相應的摸底調查和反思。得出一個結論，“留守兒童”、“空心村”、“空巢老人”，這類現象還會繼續存在並進一步擴大。人口的加速流動是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並將延續相當長一個時期。因此，必須調整基層管理和發展的思路，否則，不僅對農村治理有很大影響，也會進一步擴大城鄉、社會群體間的裂痕，影響整個社會治理結構。

　　趙樹凱：農村人口流動作為改革的伴生物，起初引起關注的僅僅是流動者群體本身。隨著情勢發展，先是流動進城的兒童引起重視。這是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事情。進入新世紀以來，留守兒童問題開始突出，現在成為全社會的熱門話題。可以説，流動著的農民，連同跟隨他們進城的孩子，還有那些被他們留在家裏的孩子，他們的生活困頓和情感煎熬，不僅牽動著人們的良知關切，而且敲打、撕裂著這個社會有些脆弱的公共秩序。

　　本報評論部：在小夢如事件發生後不久，我們寫了一篇新聞評論：《“流動時代”怎樣呵護“留守未來”》，發表于本報10月12日第九版。文章發表後，中央領導批示，希望大家“帶著深情加快解決‘流動’、‘留守’帶來的問題”，“這是當前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首要任務”。這從一個方面説明，流動、留守，已經絕不僅僅是一個基層問題，還始終在中央視野中，並成為今後的一個關注重點。

　　趙樹凱：可以設想，如果一個佔人口比重很大的社會群體，生活在焦慮、流離之中，這個社會的氛圍難以祥和。不論從人文關懷出發，還是從社會和諧大局出發，特別是從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出發，都不能不重視這個問題。

　　吳德華：從雙峰情況看，現在對留守兒童和老人的管理，既涉及社會保障機制缺失的問題，也與社會管理服務缺失有直接關係。

　　應對社會轉型的“鑰匙”在城市

　　本報評論部：有幾個數字。全國流動人口估算數為2.21億人，務工經商者約為1.51億人。而目前全國大約有8700萬留守人口，其中留守兒童為2000萬，留守老人2000萬，留守婦女4700萬。這種流動對於整個社會結構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如何應對這種流動帶來的社會轉型？

　　吳德華：縣一級地方政府應對這種人口流動帶來的社會轉型，最主要的還是加快縣域經濟發展，推進城鄉經濟一體化進程，為農民就地轉移就業打造平臺、創造條件，同時，加大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增強城市的人口承載能力；加快城區學校建設，解決進城農民工子女就學問題；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解決農民工的住房問題，等等。

　　應對社會轉型，我們固然要關注農村，但解決問題的鑰匙在城市，關鍵問題是從農民工到城市市民的身份認同和轉變。城市獲取了農民工的勞動力所帶來的財富累積與服務貢獻，但沒有從社會結構上給予農民工相應的價值肯定。如果不通過對現有的社會身份制度和社會福利保障制度進行改革，從戶籍、住房、就業、就學、醫療等方面消除農民工進城安身落戶的障礙，人口大規模流動帶來的社會轉型就難以真正實現。

　　趙樹凱：從流出地來看，既然有成批兒童留守，政府就應該為他們提供好的服務，減少留守生活對於他們成長造成的傷害。湖南雙峰在這個方面創造了富有啟發性的經驗。這個經驗的核心點，就是基層政府高度重視留守兒童問題，努力探索新的工作機制，不斷提升服務管理水平，建立了留守兒童的社會化服務體系。

　　而流入地的工作更具根本性。努力減少農村裏的留守兒童，讓這些兒童與父母一起進城生活，應成為政府工作的大方向。這是社會管理體制的問題。城市只接納農村人的勞動和貢獻，不接納他們的孩子，這種社會管理體制本身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