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截至2011年8月底，中國作為爭端方參與了30個WTO爭端：在8個案件(涉及8個爭端)中作為起訴方，在13個案件(涉及22個爭端)作為被訴方。美國是中國主要目標，佔了中國8個起訴案件中的6個，歐盟佔2個。美國對中國發起11起，歐盟5起，墨西哥3起，加拿大2起，危地馬拉1起。中國發起爭端解決的案子主要集中在貿易救濟領域。

　　加入世貿組織10年來，中國通過世貿組織解決貿易爭端，經歷了從開始的“平靜期”到“爭端多發期”再到“爭端崛起年”的過程，也經歷了在參與爭端解決機制過程中逐漸自信和專業的過程。

　　10年來，涉及到中國的世貿爭端案件呈現出什麼特點？有哪些案子具有典型意義？中國在參與的過程中積累了哪些經驗？《經濟參考報》記者帶著這些問題專訪了兩位法學界的專家——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WTO事務諮詢中心業務總監龔柏華，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合夥人、中華全國律協WTO專業委員會委員傅東輝律師。

　　2007年4月9日，美國貿易代表蘇珊施瓦布在華盛頓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展示一張電影《博物館之夜》的盜版DVD。當天，蘇珊施瓦布宣佈，美國政府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了針對中國的兩項貿易訴訟，分別指責中國打擊盜版不力和限制美國電影、音樂和圖書産品進入本國市場。（資料照片）

　　2007年，有關中國的案件佔WTO全年提起案件的近40%，成為“中國WTO爭端解決年”；2009年，WTO新發生案件半數涉及中國，被學者稱為“中國在WTO爭端解決中的崛起年”。

　　經濟參考報：自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貿組織至今10年間，中國作為爭端方參與了世貿組織30起案件，涉21項爭端。站在入世10年的時間點上，回顧中國入世之初的貿易爭端案件，呈現出什麼特點？

　　龔柏華：回眸中國入世10年參與WTO爭端解決機制之路，可以説呈現出“先抑後揚”的特點。中國入世初期是輕易不動用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怕“訴訟”會破壞好不容易換來的中美貿易寬鬆環境。因此，面臨一些WTO成員咄咄逼人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中國政府基本上以雙邊磋商為首選解決方法，而基本不選WTO爭端解決。當一些WTO成員揚言要將我們的一些措施告到WTO爭端解決機制時，我們基本上也是“和為貴”，妥協解決為主。例如，2004年7月14日，中國與美國就中美關於中國集成電路增值稅問題達成諒解備忘錄，答應修改相關措施，息事寧人。

　　中國入世過渡期內，美國等也採取了“克制”的態度，他們認為中國入世後可能需要一定的消化磨合時期，因此，也未急於對中國發起WTO爭端解決。這樣中國入世後，差不多有三年沒有進入WTO專家組階段的爭端解決，即過了一段“蜜月期”。

　　經濟參考報：在中國入世過渡期結束後，這樣的“蜜月期”也就隨之結束了是嗎？據了解，2007年，中國入世過渡期結束第一年，也是涉及中國的WTO爭端解決案件爆發增長的一年。僅僅這一年，WTO成員所提起的全部13起爭端解決案件中，針對中國提起的就達4起，而中國自己提起的則有1起。有關中國作為當事方的案件佔全年提起案件的近40%。

　　龔柏華：對，事實上是從2006年開始，美歐加劇對中國在WTO的訴訟。進入2006年，即中國入世過渡期行將結束，美國、歐盟再也耐不住性子，為配合國內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美歐開始加劇對中國的WTO爭端解決訴訟。2006年3月，美國聯合歐盟、加拿大，對中國有關進口汽車零部件措施發起WTO爭端解決，使該案成為真正的對中國發起的WTO爭端解決第一案。

　　2007年是中國入世過渡期結束第一年，也是中國被迫改變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態度的年度。在這一年中，中國政府對美歐不遵守外交磋商的承諾，擅自發起WTO爭端解決，表示了遺憾或強烈不滿。另一方面，美歐等WTO成員也已經改變了“克制”對中國發起WTO爭端解決的策略，開始加速發起對中國的WTO爭端解決。在這一年裏，WTO成員提起了13起爭端解決案件。其中，針對中國提起的案件達4起，中國提起的案件有1起，這就是中國第一次單獨就美國的“雙反”措施發起的WTO爭端解決。2007年中，有關中國的案件佔WTO全年提起案件的近40%，成為“中國WTO爭端解決年”。到2009年這一年，WTO新發生案件半數涉及中國，中國超越美國、歐盟成為當年WTO爭端解決活動中心，被學者稱為“中國在WTO爭端解決中的崛起年”。

　　總體來看，中國基本維持著攻少守多但又不失均衡的狀態。

　　傅東輝：站在入世十年的時間點上可以看到，在WTO爭端案件中，我方作為被告遠多於作為原告。但是，我們正在由被動轉向主動，中國已經開始積極利用WTO爭端機制來尋求解決與其他成員國的貿易爭端，維護我們的合法權利。儘管如此，中國仍然保持了後發制人的基本策略。

　　在WTO爭端案件中，中國基本維持著攻少守多但又不失均衡的狀態。作為被告遠多於作為原告，中國仍然保持了後發制人的基本策略。

　　經濟參考報：這些年來，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哪個案子？能否簡單評述？

　　龔柏華：如果要説印象比較深的案子，應該是中美影響知識産權保護和實施措施案。2007年4月10日，美國政府正式向中國提出WTO磋商，這一舉動引起了中國高層的強烈不滿，因為當時中國高層還寄希望通過合作機制來改善中國知識産權的執法水平，但美方因國內政治勢力的壓力，迫不及待地挑起了訴訟。當時商務部條法司也組織專家學者開研討會，我當時寫了文章對該案涉及的問題做了預判，當時我結合幾年來主編《WTO案例集》的經歷，從專家組分析問題的方法，進行了分析。我當時分析的觀點後來基本上與專家組判案的思路“不謀而合”。

　　該案爭論焦點之一是中國是否可為盜版光盤的刑事處罰設定數量上的“門檻”，美方認為中國設定數量門檻實際上就是打擊侵犯知識産權不力。雙方在一個關鍵詞“具有商業規模的”(onacom-mercialscale)展開了激辯。最後，通過公認的條約解釋方法，認定該詞可具有數量規模的含義，美方在這點上敗訴。但在另一點上，即中國《著作權法》第4條第1款規定“被法律禁止的作品的出版和/或傳播，不受著作權法的保護”，是否違反WTO協定，同樣通過解釋方法，最終確定中國的規定違反了WTO協定。中國在這點上敗訴。

　　這是一起中美各有輸贏的案子。在中國作為被告的情況下，能夠獲得這樣的成績非常不容易了。在整個案子辯護過程中，中方已經顯示出一定的應訴能力。

　　該案還有個值得關注的地方，就是中國在被判《著作權法》第4條違規的情況下，面臨是否會改法的考驗。我們當時力主中國為維護更大的國家利益，應該執行WTO爭端解決機制的裁決，適時地改法。令人欣慰的是，中國高層最終果斷地進行了改法，使得中國在參與WTO爭端解決機制上“贏得了，輸得起”。

　　傅東輝：今年七月，中國首次在緊固件反傾銷案中向WTO起訴歐盟濫用規則並獲得上訴勝利，給人印象極為深刻。然而，大多數人都認為，中國訴歐盟緊固件案的勝訴是贏得了分別稅率，這實際是一種誤解。緊固件案勝訴的最大意義在於對濫用參照國替代價提出了挑戰，因為上訴機構認為歐盟調查機關在産品價格的公平比較方面違反了程序的公正性，實際是批評歐盟對替代價的濫用。極為有趣的是，中方在向歐盟起訴時，原是刻意避開了以替代價為目標，只訴分別稅率，但是，卻意外收穫了替代價的積極成果。如果我們能在此方向擴大戰果，美歐對華實行的非市場經濟政策將不攻自破。

　　就中國作為被告的案子看，中國基本上採取了“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的務實態度。就中國作為原告的案子看，中國基本上採取“不打無準備之仗”。在訴訟中我們也學會了“用時間獲得空間”。

　　經濟參考報：10年來，我們在應對和主動訴訟的過程中有什麼經驗？

　　龔柏華：就中國作為被告的案子看，中國基本上採取了“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的務實態度。在13個涉及中國作為被告的案子中，中方在4起案子中通過“磋商解決”的辦法結案。這4起案子是：對稅收和其他費用的返還和減免措施、影響金融服務信息服務和外國金融信息提供者的措施、贈與、貸款和其他激勵措施以及有關風力發電的措施案。這4起案子中有三起涉及我國的補貼措施。由於我國目前還處於經濟體制的轉型過程中，難免有不少不符合WTO規則的補貼措施，特別是那些白紙黑字寫著的禁止性補貼，因此，選擇妥協、避免WTO裁定留下“判例”，不失為明智之舉。

　　就中國作為原告的案子看，中國基本上採取“不打無準備之仗”，多數案子做了精心準備。如針對歐盟的“某些鋼鐵緊固件最終反傾銷措施”案發起前，企業、律師和政府官員案前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從而精準地挑出了歐盟反傾銷基本法的毛病，即該法設定假設前提來自非市場經濟體的出口商都受國家控制，這一假設前提是違反《反傾銷協定》第6.10條的。又如，中國針對美國某些影響中國禽肉進口措施案，揭露了美國相關措施的歧視性本質，從而迫使美國國會修改法規。通過WTO爭端解決，讓美國這一超級大國的國會同意修改其法律，其中的意義非同凡響。

　　當然，在訴訟中我們也學會了“用時間獲得空間”，為我們的産業利益爭取到時間，如影響汽車零部件進口措施案、影響出版物和音像製品貿易權和分銷服務措施案。有的案子儘管我們處於下風，但“空蒸籠蒸水——不蒸饅頭蒸(爭)口氣”。如最近我們作為原告而敗訴的“影響來自中國某些客車和輕型卡車輪胎進口措施案”，即特保措施案。

　　傅東輝：中國入世10年以來，在WTO爭端案件中，作為被告遠遠多於作為原告。中國慎於起訴，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時間來學習和掌握WTO爭端的基本能力。然而，WTO爭端實踐卻表明，原告的勝訴率遠遠高於被告，因此，單純防禦，只能疲於應對，只有積極起訴，才能從根本上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也才有可能引領國際貿易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