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不走運的逃犯一樣，肝癌這個冷血殺手壓根兒沒料到，自己剛剛潛伏在犯罪現場就被抓了個現行。

　　出賣它的是血液中7種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這些連普通顯微鏡都發現不了的證據，被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肝癌研究所的專家們揪了出來。

　　這意味著，只需要抽取1毫升的血液，經過這7種微小核糖核酸組成的診斷模型分析，便可得知受試者體內是否有——連電子計算機X射線斷層掃描技術（CT）也很難分辨出的，小于2厘米的肝癌，診斷效能高達88%。

　　這項早期肝癌診斷研究由中山醫院副院長、肝外科主任樊嘉教授領銜。2011年11月21日，研究論文在線發表于國際臨床腫瘤領域的最權威期刊美國《臨床腫瘤學雜誌》。“該診斷模型擁有足夠的準確性來區分肝癌患者和健康人、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對於這項世界領先的研究，“編者按”這樣盛讚道。

　　全世界50%以上的新發和死亡肝癌患者發生在中國，每年中國大約有30萬人因罹患肝癌死亡

　　不過，在這項研究之前，肝癌特別是早期肝癌基本上處於逍遙法外的狀態。

　　據論文的第一作者、中山醫院肝外科副主任周儉介紹，由於早期肝癌的症狀並不明顯，大約60%的患者直到身體不適時才去就診，這時往往進入了中晚期。“有些人有腹水，臉色發黃，消瘦得很厲害，還渾身疼痛。”這位戴著金絲框眼鏡的教授描述道。但這時往往失去了根治性治療的機會，統計數據表明肝癌晚期患者5年內的生存率只有7%左右。

　　一般來説，肝癌診斷的程序是依次進行甲胎蛋白檢測，B超、CT檢查或肝穿刺活檢，前一項查出有問題便進入下一項。

　　但早期肝癌這個狡猾的殺手，往往能夠在檢查中矇混過關。首先，大約40%的肝癌患者甲胎蛋白指數並沒有升高。接著它又以肝硬化結節的外表逃過B超和CT的檢查。而肝穿刺活檢創傷很大，臨床上較少採用。

　　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裏，周儉指著一幅“原發性肝癌的世界分佈圖”解釋説，中國的版圖變成了一隻紅色的雄雞，紅色用以標注肝癌發病率高於0.02%以上的地區。同樣一片紅色的區域還有東南亞和非洲的一些地區。相比之下，歐美大部分地區肝癌的發病率只有0.005%左右。

　　“全世界50%以上的新發和死亡肝癌患者發生在中國，”説起這個數字，樊嘉教授眉頭緊皺，“每年中國大約有30萬人因罹患肝癌死亡。”

　　其中江蘇和廣西等地是中國的肝癌高發地區。由於醫療條件有限，部分乙肝患者得不到及時治療，容易轉成肝硬化，繼而引發肝癌。這就是肝癌殺手“作案”的3個典型步驟。

　　生於1960年代的周儉自打從上海醫科大學畢業，就開始追捕這個殺手了。他和樊嘉是醫院裏肝膽外科有名的“兩把刀”。作為醫生，他在臨床治療中面對過數萬名肝癌患者。每當想起那些自己無法治愈的人，周儉覺得十分遺憾。

　　他所在的肝癌研究所更是歷史悠久。1968年，這家研究所由湯釗猷院士創辦，並向肝癌發起了“三大戰役”，包括“早期肝癌的研究”、“不能切除肝癌縮小後切除的研究”以及“肝癌復發轉移的研究”等。按照現代肝病學奠基人漢斯珀波的評價，湯釗猷的努力使肝癌由“不治之症”變為“可治之症”，挽救了數以萬計的生命，“是人類對肝癌認識與治療的巨大進展”。

　　如今，兩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研究者，決心向早期肝癌這個對手發起挑戰。他們希望能夠找出一種特異性和敏感性更高的肝癌診斷標記物。特異性高，即一旦該標記物異常，就可以診斷肝癌存在；敏感性高，即一旦産生肝癌，該標記物就會異常。

　　在人體中1000多個微小核糖核酸中逐個排查，看看誰能“坦白從寬”，如實交代肝癌的行蹤

　　獵殺現場就是坐落在中山醫院1號樓12層的肝癌研究所。 除了一道需要專用IC卡才能刷開的大門，這裡看上去一點兒也不神秘。過道堆滿了實驗所用的試劑箱和大冰櫃，實驗室裏擺放的木桌椅，甚至有些陳舊。從走廊盡頭的玻璃窗望去，上海最為繁華的商業地段之一徐家匯商業中心高樓林立。

　　“顧不上去逛的呀，”助理研究員代智博士説，“時間不夠用，大家經常通宵做實驗。”

　　他還記得，3年前，樊嘉在示範教學教室召開動員會。那天，平時“誰都可以拍著他肩膀直呼其名”的樊主任特別嚴肅，向20多名組員們反復強調“研究意義重大”。

　　此前，學界已經有將微小核糖核酸作為肝癌診斷標記物的研究。微小核糖核酸調控著人體許多生物學功能，例如細胞的分化、生長、凋亡等。大約有一半的微小核糖核酸位於染色體脆弱的區域，這些區域與人類腫瘤密切相關。不過，這些研究並沒有在人體中1000多個微小核糖核酸中逐個排查，看看誰能“坦白從寬”，如實交代肝癌的行蹤。

　　按照周儉的説法，這項研究用的儀器、試劑等和其他實驗室一樣，“沒什麼高級的”。“都是炒宮保雞丁，雞肉、花生、鹽，材料都一樣，可有的廚師就炒得好吃一些，為什麼？”他戳戳自己的腦袋，“關鍵是想法。”

　　他們的想法首先是採集1000個血樣，其中一半是肝癌患者，剩下一半是肝硬化、乙肝患者和健康人，以作對照試驗。為此，20多個組員分批前往上海市公共衛生中心，中山醫院體檢門診、肝外科門診和病房等地採集血樣。他們守在化驗室裏或者病房裏，遇到合適的“樣本”就上前詢問，是否願意提供血液供研究使用。如果遭到拒絕，他們再讓患者的主治醫師、門診醫師去談。這樣折騰下來，僅僅血液採樣就花費了大半年的時間。

　　坐落在金山區的上海公共衛生中心距離中山醫院有50多公里，來回要好幾個小時。“他們乾脆就住在那兒，每次要住半個多月。”代智説。

　　接下來，這個團隊又要進行一場接力賽。採到的血樣被放置於裝有抗凝劑的試管裏，並在30分鐘內、置在4攝氏度的條件下提取血清。這就要求負責採血的組員跑進實驗室，話都來不及説一句，負責離心的組員就接過試管，開始提取血清，而採血的組員馬上又趕回門診繼續採樣。

　　當血樣本集合完畢之後，核糖核酸的抽樣提取工作開始了。在這12個步驟中，容積的大小精確到微升，時間則要精確到秒。“有一步是加入劇毒物酚氯倣，充分混勻。”博士在讀的胡捷介紹説，此時血漿會變成牛奶一樣的乳白色，“看著簡直想喝上一口。”

　　就像是對犯罪現場採集的毛髮、指紋、血跡進行分析一樣，要找出肝癌遺漏的證據，還得試劑、儀器齊上陣，一步步地向真相推進。第一步，是用試劑芯片篩查所有肝癌、肝硬化、乙肝和健康人的核糖核酸（RNA），100多個“疑似證據”最先浮出水面。

　　這些“犯罪嫌疑人”要逆錄轉為脫氧核糖核酸（DNA），才能進一步縮小範圍。通過熒光聚合酶鏈式反應實驗，熒光的強弱可以將微小核糖核酸的表達值反映出來。胡捷提起那時，還是抑制不住欣喜的神色。據説，他盯著儀器，等待一個半小時的反應時間，“腦子裏完全沒了別的事兒”。這時機器顯示屏上，五顏六色的曲線朝著右上角不斷上揚。

　　最終，7種微小核糖核酸“落網”了，它們幾乎毫無保留地供出了早期肝癌這個兇手。“那天絕對是一個荷花盛開的好天氣。”周儉回憶道。

　　一大批由於缺乏有效診斷而失去治療機會的肝癌患者能夠得到及時治療，從整體上提高肝癌的生存率

　　“肝臟發生病變後，這些微小核糖核酸就從被破壞的細胞中游離到了血液中。”樊嘉解釋説，而微小核糖核酸在血漿中能耐受RNA酶的降解，“很容易被抓住”。這就是通過一毫升血發現早期肝癌的原理。

　　周儉認為，這道“宮保雞丁”可謂經濟實惠。只抽1毫升血，創傷性很小，有利於連續、動態的檢測和人群的大規模篩查。另外，所用到的試劑和儀器都是成熟的工業製品，成本很低。“給患者省錢啊，”周儉説，“甚至還能加入常規的體檢項目。”

　　不過，提起這項研究成果何時投入臨床，這位醉心臨床和研究的教授有些不好意思，“這個我不太懂，但是我們有懂的人在做嘛，相信很快的。”聽説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微博上廣為轉載，他甚至瞪大了眼睛。這位一年要做500多臺肝外科手術，號稱“一個月能睡一個懶覺就不錯”的教授表示，“我哪有那麼多時間搞微博！”

　　據説，這幾天常常有患者拿著報紙走進門診，指著一個豆腐塊大小的新聞説，“我要做這個檢查，有沒有？”

　　在這場獵殺早期肝癌的戰鬥中，還有許多無名英雄，包括復旦大學病理係和上海公共衛生中心的專家。為了對結果進行統計分析和反復驗證，樊嘉和周儉還請來了復旦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統計學的教授。“絕不允許數據造假。”樊嘉表示，他還讓主管的幾個課題組互相監督，定期給組員開會。

　　“未來將會對這個研究成果進行更大規模的驗證，”周儉表示，“還要研究這些微小核糖核酸和肝癌轉移復發的關係。”

　　剛過知天命之年的樊嘉也沒有絲毫休息的意思。據肝膽外科手術室工作的女同事們説，“樊院長原來是個大帥哥，幾年下來憔悴不少，變成了大‘衰哥’。”他表示，他的目標是使一大批原來由於缺乏有效診斷而失去治療機會的肝癌患者得到及時治療，整體上提高肝癌患者的生存率。

　　在研究所的辦公室裏，粉嘟嘟、紅艷艷的喜糖盒從第一張辦公桌“排隊”到最後一張辦公桌，那是康復患者結婚時送來的。當被問起會不會因研究成果而獲獎，周儉笑了，“領獎不是我的目標，治病救人才是。”隨即，他的電話響起，一位10年前經手術移植肝臟的女人打來電話，她的小寶寶馬上就要出生了。

　　這樣的喜悅並非所有人都能明了。一個週五的晚上11點30分，剛剛成功完成一項肝移植手術的周儉走出醫院。他抬頭看了看天空，覺得“月亮似乎也更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