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艾滋病，不是世界末日

走進80萬人的艾滋生活

　　——中國艾滋病防治紀實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李妍|北京報道

　　2011年12月1日——第24個世界艾滋病日，北京的大寶和阿蓮將結為合法夫妻。這是一場推遲了八年的婚禮。

　　2003年，出差在外半年的大寶在同事的慫恿下走進了“紅燈區”，一年後，大寶突然腹瀉不止、低燒不退，然後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當時的大寶26歲，剛剛晉陞某汽車品牌華北大區業務部經理，並計劃在年底結婚。

　　在醫生的再三催促下，大寶坦承了一切，並告訴阿蓮，她很危險，要去檢查。現實是殘酷的，阿蓮未能倖免。

　　“一切都過去了。”阿蓮從不談及往事，她説，要計劃當下和未來。

　　試完婚紗，阿蓮輕挽著大寶，走過滿是紅絲帶的街邊宣傳欄。大寶説，其實他並不願意在這個日子結婚，每年這個日子，他都覺得格外的難熬。“鋪天蓋地的‘艾滋病’讓我喘不過氣來。”但也只有這個時候，“朋友們”才能聚在一起。“我還是希望熱鬧些，我能給她的本來就不多。”大寶説。

　　為了一年一度的節日聯歡，更為了這對戀人的婚禮，數百人正從四面八方匯集而來，一起分享這份幸福和快樂。

　　等死

　　老莫用魔鬼形容自己，至今，他仍經常夢見用到彎曲的針頭和裝滿血的鐵桶。

　　1997年，第一道曙光出現——我國最早的艾滋病治療小組成立。《獻血法》頒布，血漿經濟得以全面遏制。

　　“我們這些朋友，每個人都要先死過，然後才能好好活著。”老莫穿著筆挺的西裝，打著紅色條紋領帶，這是他為了當證婚人特意準備的。

　　老莫是圈子裏的“老大哥”。1989年，老莫25歲，在河南的一個縣城裏修摩托車。那一年，血漿經濟來襲，老莫嗅到了“賣血致富”的“商機”。“當時覺得賣血一本萬利，比幹活、讀書都來錢。”老莫一天賣三次血，抵得上半個月的工資。

　　同年，在雲南瑞麗，我國首次集中發現146例艾滋病感染者，都是因吸毒從境外傳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北京地壇醫院性病艾滋病治療科主任趙紅心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感慨道。從此，艾滋病病毒開始四處流竄，以不可思議的速度蔓延著。

　　1994年，老莫和哥哥已經升級為“血頭”。“當時誰不賣血就是不務正業，全村男女老少，為了排隊賣血大打出手。”也正是那一年，全村都蓋上了一磚到頂的大瓦房。

　　老莫用魔鬼形容自己，至今，他仍經常夢見用到彎曲的針頭和裝滿血的鐵桶。

　　臨近春節，老莫的哥哥高燒不退，不到一週，就死了。第二年，村裏死了13個人，其中包括老莫的妻子和母親，從此，老莫孤獨無依。1996年清明節，跪在墳頭的老莫第一次聽到了艾滋病這個陌生的名詞。

　　比病情更可怕的，是“沒有活的希望”，老莫回憶説，當時既沒有醫生也沒有藥。“‘上面’定期送來一些糧食、日用品、感冒藥和痢疾藥，司機都不敢下車，讓我們自己爬到車鬥上搬貨。”漸漸地，在河南、雲南等地出現了被稱為“艾滋病村”的孤島，老莫每天一動不動地躺在炕上，等死。

　　1997年，千里之外的北京終於出現第一道曙光——我國第一家艾滋病治療小組在地壇醫院成立。剛剛從事傳染病工作3年的趙紅心大夫被調配為小組成員開始參與專項醫學研究。同年，《獻血法》頒布，血漿經濟得以全面遏制。

　　1998年，《血液基本標準》、《採供血機構和血液管理辦法》和《中國預防與控制艾滋病中長期規劃》陸續出臺，只是，艾滋病瘋狂蔓延的觸角已經遍及全國，31個省（區、市）已均有艾滋病疫情報告，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受血漿經濟影響成為重災區。

　　1999年，趙紅心大夫所在的地壇醫院成立了專門的艾滋病病房，設置了不到10個床舖。“有了收治，才能做項目，研究出治療辦法來。”趙紅心大夫回憶説。

　　活著

　　錢都花完了，也玩累了，還沒死，怎麼辦？羅哥決定好好活下去，他賣了車，借了錢，住進地壇醫院。

　　2000年春節剛過，北京的專家團就來到艾滋病重災區，與當地醫務人員一道，進村診療。專家們手把手教當地醫務人員怎麼問診、比較、判斷，怎麼開藥、監控、治療。

　　羅哥是最早一批“不幸中的幸運兒”，接受了地壇醫院的救治。

　　羅哥當時34歲，上有老下有小，還是一位國企領導。他有一個極為隱蔽且至今不為家人所知的身份——同性戀。

　　1998年夏天，在一個陽光充沛的午後，羅哥被宣判了“死刑”。從此，羅哥度日如年，“最痛苦的是不敢睡覺，怕醒不過來了。”

　　一個月後，羅哥瘦了五公斤。羅哥決定“豁出去了”，取出所有積蓄，把麵包車換成桑塔納，直接開到了雲南。羅哥享受著前所未有的奢侈：五星級賓館、千元大餐……“直到錢都花完了，也玩累了，還沒死，怎麼辦？”憶當年，羅哥大笑不已，“活著往往比死去更需要勇氣。”

　　1999年，“等死未遂”的羅哥決定好好活下去，他賣了車，借了錢，住進地壇醫院。

　　在當時，除了經濟負擔沉重，每月醫藥費數千元之外，最讓羅哥揪心的事是缺藥。為了找藥，趙紅心大夫一直積極與國外醫療機構聯絡，希望獲得幫助，可是，國外藥品引進中國需要拿到批文，獲得認證許可，要走的程序非常繁瑣，尤其是在艾滋病認知尚且薄弱的彼時，從正規渠道拿藥的希望日漸渺茫。

　　羅哥的生命日漸微弱。無奈之下，趙紅心大夫決定鋌而走險，通過私人郵寄的形式，拿到了國外的實驗藥品。“實在等不了了，不能看著他死吧？”從那時起，羅哥視趙紅心大夫為救命恩人。

　　老莫也終於等來了生的希望。此時的老莫已經虛弱不堪，全身氾濫的皮炎將他折磨得夜不能寐，更可怕的是，他出現了明顯的肺炎症狀，時常咳到全身顫抖，喘不過氣來。

　　2000年春節剛過，北京的專家團就來到艾滋病重災區，與當地醫務人員一道，進村診療，老莫三年來罕有地走出了家門，坐在村頭的大榕樹下。

　　趙紅心醫生將此行形容為赤腳醫生的“板凳坐診”。對面坐著一排患者，專家們手把手教當地醫務人員怎麼問診、比較、判斷，怎麼開藥、監控、治療。條件好時，在村委會問診，條件差時，就地打坐。

　　這場從天而降的甘霖及時地滋潤了老莫荒蕪已久的生命。老莫的皮炎、肺炎得到了有效治療，艾滋病病毒也得以控制，最重要的是，“有了求生意志。”老莫開始積極配合治療，每天跑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