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被“行政化”，關乎深圳社工的“品牌價值”

　　文/臧雷振《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湯耀國

　　淩懷燕説到當初上街救助乞丐被扔石頭時，聞者色變。她是一個大眼睛、身材嬌小的年輕女孩，在深圳市救助管理站當社工。

　　社工如今已是深圳一道亮麗的人文風景。但在幾年前的深圳，目前全國其他許多地方，都還只是一個人們不太熟悉的名詞。

　　2006年，部署和諧社會建設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要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因屬新要求，乏例可循，不少地方將社區幹部“就地轉化”，搖身成為社工。更有很多人，分不清社工與義工之別。

　　社工，是指在社會福利、社會慈善、社會救助、醫療衛生、青少年服務、司法矯治等社會服務領域的工作者，乃一項職業，需有專業水準。在西方發達國家有100多年的發展歷史。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深圳在社工方面再次承擔探路責任，2007年出臺推進社會工作發展的1個主干政策和相關的7個配套政策，迄今為止乃是國內最全面的社工制度框架文件之一。是年年底，《瞭望》新聞週刊曾對深圳社工進行專門報道。

　　四年之後，本刊記者再訪深圳時，這裡已形成一支1500多人的專業人才隊伍，絕大多數為大學畢業不久的年輕面孔。

　　淩懷燕即是其中之一。但她並非救助管理站的僱員，她的東家，是日月社會工作服務社，一家民辦非企業單位。

　　這正體現深圳社工模式最核心之處。借鑒毗鄰的香港經驗，深圳社工採取民間化專業化操作，由政府向民間組織購買社工服務。“走一條‘小政府，大社會’之路。”深圳市民間組織管理局局長馬宏説，多年存在的官辦主導和專業化水平偏低問題不能再有。

　　不過，面對專業社工和社工機構幾近空白的現實，深圳在推進之初仍不得不偏重政府之手，最初的社工機構由市民政局“呵護”成立。為快速打開局面，還採用崗位購買為主的辦法，即向社工機構按人頭購買，安排到用人單位工作，直到後來，才逐步向發達國家和地區經驗靠攏，轉向項目購買，如將社區服務中心委託給社工機構運營。

　　“社工在國外是由下而上生長，在國內是政府強勢推動。”深圳市現代公益組織研究與評估中心執行副主任趙環説。

　　一開始，深圳想兩三年內即做到五千人的社工規模，後來發現很難，沒那麼多合格的人才資源，於是降速，推遲到2015年實現。深圳市民政局社工處處長駱冰説，還是穩健一點好，寧缺勿濫。

　　社工到來之後，本刊採訪的各用人單位均表示成效明顯。深圳市救助管理站站長付天躍説，以前對流浪乞討人員，靠執法人員去拉，很容易形成對抗。去年引來幾名社工，通過柔性關懷，情況起了變化。

　　一開始也不順利。淩懷燕説，當初走上街頭之前，擔心會不會出什麼危險。後來發現，儘管被拋過石頭，但“只要尊重他們，他們很快就接納了我們”。社工們與流浪乞討人員聊天談心、派發藥品、集中過節，有受助人員淚流滿面地説：“我們第一次被尊重，感受到政府的溫暖。”

　　幾個月工作下來，受助流浪乞討者“投桃報李”，大運會期間深圳主要的鬧市區、中心區看不到流浪乞討人員的蹤影。

　　秉持助人自助的社工理念，社工們培養起一些流浪乞討人員中的“領袖”當義工，自我管理，有的還在社工們幫助下找到了工作。

　　深圳市婦聯幹部陳和香提起社工，也是讚不絕口。市婦聯以社工為主打造的“陽光家庭服務中心”，是深圳社工一個響噹噹的品牌，目前服務著23萬居民。

　　在南山區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區，陽光家庭服務中心還于去年升級為社區服務中心，從婦女、兒童服務拓展至助老、助殘等，甚至還承接了街道外包的部分行政窗口服務。招商街道黨委書記黃立新説，有了社區服務中心，下一步可考慮撤銷作為行政機關延伸的社區工作站。

　　一項四年多的探索，顯然不會太成熟。防止社工被“行政化”，是駱冰最警惕的問題之一。

　　少數被派駐到機關單位工作的社工，被用人單位當成下級使用，幹著行政輔助的雜活。作為該項政府購買出資方，民政局對此不答應。駱冰説，經過評估，明年可能會有幾十個被行政化的社工撤回。

　　當深圳還在考慮如何做大社工隊伍並提高這群年輕人的實務經驗時，來自珠三角其他城市的“挖角”行動就已經開始了。

　　據報道，今年廣東全省社工專業畢業生總計才500～600人，全部消化也難解“燃眉之需”；另一方面，社工專業畢業生轉業仍屬普遍現象，如中山大學2011屆社工專業40名畢業生無一走上社工崗位。

　　“冰火兩重天”，關鍵因素之一為待遇。目前珠三角新入職正式社工月薪一般為三四千元，起點並不算太低，但很快就面臨天花板，幾年後若做到督導級也不過五六千元。按金錢標準，職業前景不樂觀。尤其是派駐到機關單位工作的，同工不同酬，在待遇方面往往淪為“二等員工”。

　　“因人而異”看到有同行流失轉業，仍堅守這一事業的王娟倒是抱有一顆平常心，她是深圳花果山社區陽光家庭社區服務中心的督導，“入這一行前先要想清楚會得到什麼、失去什麼。”□